大皖新聞訊  由“書香安徽”全民閱讀活動組委會辦公室指導，新安晚報社和安徽徽州書局聯合主辦的“皖山皖水覓書香”閱讀推廣大講堂公益活動日前在徽州書局啟幕，首場特邀嘉賓是省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陳家橋，當天陳家橋攜新作《時代三部曲》亮相，追溯皖西往事。當天的活動吸引了數十位熱心讀者到場，常青街道金寨南路社區甚至還有五六位白發蒼蒼的老年文學愛好者主動報名、參與交流。

比較“輕”到非常“重”

不想讓大敘事遮蔽個體

大皖：《時代三部曲》洋洋93萬字的鴻篇巨制，作為寫作者面臨的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陳家橋：《時代三部曲》的三部作品《紅星閃閃》、《山河人間》、《春和景明》，跨度很大，100年寫了革命、建設和開放三個時代環境。最難的地方我是這樣理解，可以說沒有最難，只有更難，小說創作從一上手開始寫，實際上它就是一個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所以我說寫作算是一個化整為零的過程，就是把每一個難點都要打掉。

大皖：以前您是一個有著“先鋒實驗”標簽的寫作者，那么這次創作是不是也有一種風格的轉變在里面。

陳家橋：你指的可能是個人經驗的寫作轉向《時代三部曲》，試圖去描摹和抓取大時代。我是這么覺得，一個作家剛起步的時候，會寫相對比較“輕”的東西，這跟一個人的能力、視角和經驗有關。《時代三部曲》前后13年的時間，開始構思的時候我才30幾歲，這個創作過程并不主觀，而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就像細小的河流匯入更大的河流，個人和人群、世界、時代的關系，會自然發生改變，這是細致而復雜的過程。時代和個人漫長的交織過程，記憶深處的故鄉、家族和時代的烙印，都會投射到個體身上。那么作家就要表達你和這個世界的關系，你的生活是所有人生活的縮影，是交互影響的關系。

大皖：先從第一部《紅星閃閃》開始吧，這部小說采用了口述史的形式。

陳家橋：《紅星閃閃》寫革命，寫戰爭，寫一個人的革命生涯，實際上他就以我外公為原型來寫的，他是一個紅軍老戰士，去世的時候已經80多歲了，那個時候我在昆明工作，也沒回來。他的整個人生的過程，我是斷斷續續的，有一些印象。

采用五個人口述史的形式，因為我覺得大敘事會遮蔽底層、邊緣和山野。雖然寫作不是為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但這部小說涉及了幾個問題，一個是革命和背叛的這個主題，第二革命和倫理親情的關系問題，第三就是革命和權力的問題，第四是革命和藝術問題。小說實際上它解決復雜經驗的價值在于，它不是說直接要回答這些問題，而是這些問題包含在其中，要看到這些問題的多個面向，把這些問題通過敘事的方式呈現出來，只有這樣的問題的一個一個壓迫，才能使這樣的敘事作品本身成為有質量的敘述，有品質的敘事，是有內核的敘事。很長時間我都不知道我外公的故事，因為他們不表達，很多事情對他是個拷問——革命婚姻也好，愛情也好，情感也好，革命關系也好，他實際上是經受了一個一個考驗。

大皖：第二部《山河人間》本來叫《波光粼粼》？到這本又變成了書信體。

陳家橋：波光粼粼，我們很容易想到我們修了一個水利工程淠史杭。但是單從《波光粼粼》名稱上說，就掩蓋了這片水面之下的故事。那是沒有向像樣的生產資料，靠雙手和意志勞動的歷史。我常說，我們寫小說是一種自我教育，通過淠史杭這個工程，不是說這是國家的要求，而是你為國家奉獻。

那么從《山河人間》來說，一個38萬字的作品，我這里面不是說僅僅是書信，塑造寫信的兩個人，是要通過寫信，兩個人之間的這個對話，講述五兄妹，主要是老大程志茂這個農民英雄的形象。社會在要求我們的同時，我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塑造自己。作為70后作家，我要還原和呈現那個時代，那個人，要展現他這個人物內在的那種復雜性。實際上我覺得是要還原一個真實的一個勞動者，他所經歷的這種筋疲力盡，他所經歷的這種挫折，他所經歷的那種內在的拷問。那個火熱的激情時代，裹挾一切的社會動員力量，實際上我是還原那個時代，那個真實的氛圍，這個是非常有難度的。

中國文學一直有家國傳統

大皖：《春和景明》到了開放的時代，而且是上下卷。

陳家橋：《春和景明》是美好的意象，因為這部作品實際上寫的就是一個開放環境下的故事，實際上這個小說是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是知識分子陳寅，他要到國外去，和他的前妻告別，到國外還獲了一個文學獎，回顧到幾個女人對這個知識分子的描述；第二個故事有一個叫蘇菲的法國女孩，到中國來，展開更復雜的情感關系。

小說不僅僅唱高調，還是要寫人的命運，真實的命運，寫出命運感。我覺得小說，它也是一種諷喻的藝術，這個文化人在開放的大環境下被詬病被嘲弄的命運。實際上，我是想反過來，通過裕芬為代表的女性形象溫柔的柔軟的刻畫，來拷問這個時代情感價值和世界觀到底怎么了。

大皖：開放的大背景，大的主題，主流敘事，對你會有很大的挑戰嗎？

陳家橋：無論是主旋律敘事還是主流敘事，我想就是說中國的小說也好，中國的文學作品，它有家國的這個傳統一直是在都在的。這個《時代三部曲》實際上就是順著這個家國的框架。無論是革命，無論是建設，無論是開放，是和民族和國家整體的命運，深刻連接在一起的。到了這個開放環境下的時候，我覺得特別是第三部作品，就尤其能考驗一個寫作者，就是在這么一個復雜的急劇變化的社會里面，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濃縮了西方國家——從現代性角度來講的話，濃縮了西方現代化進程數倍的時間，我們一下子就跨過來了。

大皖：還是大時代脈搏的把握，大動作里的小細節的把握，大時代里小人物的把握，對很近的乃至當下的理解和剖析是最難的。

陳家橋：是的。在這種情況下，前面說被遮蔽的，被包含的，被隱含的，很多問題，實際上作品里面是呈現出來的。如果細讀這個作品，你會發現，裕芬寫的日記，包括這個通信，看起來表面上是講對陳寅這個知識分子的不滿，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不滿，是包含了在這個現代化的現代性的，特別是改革開放過程中，人性的，欲望的，文化的感受，身份的認同上等等，所有東西全部都擠壓在一起。里面對知識分子某種意義上講，是持著一種無情的解剖的這么一個姿態，因為我只能，或者我只愿意來解剖我們自身，通過解剖知識分子來理解和審視。

多視角寫作是全球同步的

小說敘事的潮流近乎任意

大皖：一套作品嘗試三種敘事模式，還是有點先鋒的。

陳家橋：說到敘事上的創新也好，但這三部小說都是剛剛的硬硬的小說，這沒有任何問題，無論是口述史的形式，書信體的形式，還是那個多卷本的，有些多重文本的形式，實際上它都是借用口述，借用書信這個形式來更好地完成小說敘事。小說發展到今天，發展到當下，我們無論看諾貝爾文學獎還是看布克獎及國際文學獎項，我們都能夠發現，實際上整個世界的小說敘事的潮流已經走向了非常多元，非常開放，某種意義上是非常任意的方式，但是小說一直為什么還是小說，它一直是被內在的邏輯，就是為它要講述故事所捆綁，所控制。

這三本書，內置的一個中篇，有演說、日記、書信，還有戲劇，這種復雜文本漢語寫作，特別是小說藝術是和世界一起發展到今天，它應該在世界文學整個大的格局，大的潮流里面，彰顯出漢語表達豐富的無限的可能性。就像中國電影，到了寧浩也好，到了文牧野也好，就是和張藝謀和陳凱歌會有所不同，好萊塢也好，“墨西哥三杰”等等，像《暴雨將至》，《風吹稻浪》，始終有文本的變化，小說文本也一樣，只是文學這個東西顯得更重一點，所以它不大容易迅速被這種潮流所所帶動，但是從我來講，我還是愿意有所突破，有所引領，呼吁大家在敘事上，不要那么沉悶，按照過去的方式，那種線性的方式去寫作。

大皖：對書香閱讀，對咱們這個“皖山皖水覓書香”活動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陳家橋：我覺得寫作、閱讀之間的關系還是特別重要，所以我還是倡導應該多讀書，讀好書，從我從作家角度來說，我覺得閱讀小說，世界名著也好，當下作品也好，經典作品還是特別重要的。昆德拉說過，小說是紙上藝術，通過故事的方式來建立一種歷史，和我們寫在教科書上，寫在歷史書上的歷史是平行的——它建立了一個藝術史上的有感受力的，有人物的，和自己有關系的精神體驗，這是特別重要的，對比方說現代六大家的作品，現在再看17年文學，還是塑造了很多人物的，很有趣的。對熱愛寫作，那閱讀就更重要了，你讀過什么書，你才能吐出什么作品，這個一點都不夸張。我們現在在一個非常寬松的環境下，競爭也是特別的激烈，同時相對來講還是公平，多讀書讀好書，這是非常好的。

莫逸濱/圖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文

編輯 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