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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訊  為紀念法國作家福樓拜誕辰2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出版了“網格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版《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福樓拜小說全集》。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豆瓣舉辦了“為什么我們現在要讀《包法利夫人》”讀書分享會。現場邀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中國評選組委會委員車琳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著名作家張悅然對談。

福樓拜對現實主義小說藝術的最大突破，是從作品中排除作者的主觀色彩，創立了所謂“純客觀”的藝術。這種把作者和作品拉開一定距離的寫作方法，以其客觀、冷靜的風格，對后來的世界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因而福樓拜在二十世紀名聲大振，被奉為現代派文學先驅。《包法利夫人》于1856—1857年間在《巴黎雜志》上連載，轟動文壇，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司法當局對作者提起公訴，指控小說“傷風敗俗、褻瀆宗教”，并傳喚作者到庭受審，最終以“宣判無罪”收場，而隱居鄉野、籍籍無名的作者從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學聲譽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據悉，此番“網格本”版中的《福樓拜小說全集》收入《包法利夫人》《薩朗波》《情感教育》《圣安東尼的誘惑》《三故事》《布瓦爾和佩庫歇》，附有《福樓拜文學書簡》《福樓拜生平創作年表》。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三個階段

“高中或者什么時候，讀到兩個愛瑪，一個是簡·奧斯汀的愛瑪，一個是福樓拜的愛瑪。那時候我心里更喜歡福樓拜的愛瑪，但是覺得這好像有一點道德上的不正確，因為簡·奧斯汀那個愛瑪看起來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她也是幸福的，相對來說是更積極的形象。但是這個愛瑪是墮落的，是毀滅性的。所以那時候對自己對于福樓拜的愛瑪的擁護感到恐懼，會覺得自己對她的愛和肯定是錯誤的，這是最早的感受。”談及福樓拜最著名的小說《包法利夫人》，著名作家張悅然表示對作者和作者創造的人物，情感都非常復雜，“一個方面是作為一個女性對于愛瑪的接受或者懷疑、拒絕。另外一個角度是作為寫作者對福樓拜的接受史。這兩個層面我都沒有定論，我今天也很難說出來對福樓拜全部的感受，我也很難說出來對愛瑪的定論。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包法利夫人》對我來說至少是一生之書。”

“第一個階段覺得愛瑪是很浪漫的，她是追求理想的，在一個少女的心里還是肯定了愛瑪；到了第二個階段，感覺到作者隱含的批判性在背后支撐著，你會帶著懷疑的角度、帶著審視的角度看待愛瑪這個角色，看到她的很多問題，比如把理想和現實混為一談，把虛構和真實混為一談，再比如她的膚淺，她把文學也變得膚淺，她的物質化，這些可能都是我們可以去批判愛瑪的角度；到了第三個階段你又覺得好像愛瑪也是值得肯定的，第一她很討厭無聊，至少她不是一個麻木的人，她很討厭無聊，無聊的時候她也要想象一些東西，讓生活有一些意思；第二，哪怕是一個虛假的東西，至少她有一種對現實、對當下，或者對此刻處境的一種反抗和拒絕，她有一種破壞性，這種破壞性其實是很有力量的東西，當你缺乏被審視的生活，呆太久的時候，可能你會覺得愛瑪至少是有行動的，她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行動的人，好像又在接受某種愛瑪式的東西。”

“文學梗概”對小說是無效的

“福樓拜好像是所有閱讀文學的人、想要進入文學的人都繞不過去的，而且他顯然是作家中的作家，你稍微讀幾本作家的文論，會在納博科夫的筆下看到他，會在朱利安·巴恩斯的筆下看到他，會在無數人的筆下看到他，福樓拜奠定了現代文學很重要的基礎，一個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第二他提倡一種客觀的、冷靜的敘事，我只是呈現，而不是去表現我作為作者的態度和立場，我只是客觀地呈現這個過程，我并不去做判斷，并不做價值的、道德的、任何凌駕于人物之上的判斷。”

但是張悅然也表示，福樓拜的這種客觀也是受限的和分裂的，因為事實上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會忽然之間忘情的給他朋友說“我就是包法利，我就是愛瑪”，“我自己的理解是作者不斷把這個人物推開，他希望做一個特別客觀的、特別有距離的敘事，但其實福樓拜在某些時候也沒有辦法做到，他對這個人物的情感是有的，而且他和愛瑪的相似性或者說共性是很多的，他畢竟把自己靈魂的一大部分輸入給這個人物，但他還在不停地推開這個人物，說我對這個人物沒有感情，我希望更客觀的、更批判性的、更疏離的看待她、描述她，所以是不斷地進入她又不斷推開她的過程，實際上是非常分裂的寫作過程。”張悅然表示，大家看待經典，不能總想用一個梗概來“一言以蔽之”，“比如這本書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差別之大，這兩個小說概括出來都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出軌的女人沒有好下場，這對我們最大的警示是，文學是沒有辦法提取梗概的，作家最討厭問的問題就是你這本書是寫什么的，對這個問題確實沒有辦法回答，因為它不能被壓縮成幾百個字。所以那些去看文學梗概、別人給你講一遍這個書講什么，對于小說來說是無效的，因為小說是由無數的細節、由每個句子組成的。”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圖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