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0月15日報道日本《日經亞洲》雜志網站10月12日發表題為《美國和中國的大學必須拒絕脫離接觸的呼吁》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全文摘編如下：

我們身處一個各所大學相互聯系的世界。大學起源于中世紀，但現代的研究型大學從歷史角度來說很年輕，并且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性。大學先是在德國得到重新構想，然后全球各地開始采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德國模式。

如果說德國大學在19世紀確定了全球標準，如果說美國大學在20世紀脫穎而出，那么從歐洲和美國吸取了經驗教訓的中國大學是否準備好要領導21世紀？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如今，中國已展現出要建設更多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心。英國夸夸雷利-西蒙茲咨詢公司編制的《2023年QS世界大學排名》將北京大學排在大多數美國常青藤聯盟學校的前面，清華大學緊隨其后。

南方科技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等更年輕的中國大學正嶄露頭角。在中國國內，像昆山杜克大學和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這樣雄心勃勃的中美合作項目也在蓬勃發展。

美國仍然擁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學，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全球招收學生、招募教師，包括優秀的中國學者。

這些學生和教授幫助中美大學建立了重要的學術伙伴關系。2018年，在由美國主導的理工科國際合著文章中，超過20%的文章有中國研究人員的參與。

然而，美國作為海外人才首選目的地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美國限制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那是在給歐洲幫大忙。

到2020年3月，英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首選目的地。2022年上半年，美國向中國公民發放的學生簽證數量比疫情前減少了50%以上。近年來的政治言論也導致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減少。

華盛頓對這些學生和學者進行限制，這一做法很危險。中國和海外華人社群聚集了越來越多最優秀的學術界人力資本，中國構建了從質量和數量而言都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如今，任何一所不對中國人才開放的研究型大學都是在限制它自己的未來。

美國教育優勢地位面臨的真正危險并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國內。自2008年以來，美國大多數州都減少了對公共高等教育的投資。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經是世界領先的高等公共教育體系的典范，但現在因為一系列大規模預算削減而受到沉重打擊，現在成了體現美國公眾不愿支持高等公共教育的典型。與此同時，對美國著名私立大學造成更大影響的不是來自中國的競爭，而是杜克大學前校長理查德·布羅德黑德所說的“卓越惰性”。

與此同時，有人要求與中方脫鉤。

自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署以來，雙方的共同努力帶來了癌癥和艾滋病研究、流感跟蹤和氣候變化技術等方面的突破。但這些合作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擱置，這項協議本身也岌岌可危。

這就是為什么中美兩國大學的領導者必須逆脫離接觸的政治潮流而上。他們知道，自我隔離對大學來說是死刑判決。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巴科2019年拜訪了中國的同行，他和同行們一致認為，即使政府不能合作，大學也必須合作。最近訪問中國時，我也發現學術界領袖們希望與美國同行重新接觸。他們知道，中國大學的發展得益于國際模式和與歐美同行的合作。

他們的大學在理工科方面已經躋身世界一流行列，同時也在弘揚開放探究的價值觀，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志。他們學會了放眼長遠，著眼未來去推動建設。

這樣做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