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王君超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與國家治理有著密切的關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國家治理也是一種產品，只不過它和市場當中的企業所提供的產品不一樣，它是一種帶有公共性的產品。不管是競爭性的產品，還是公共性的產品，實際上都遵循著一個基本的經濟學法則，那就是供給和需求的互動關系：需求決定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這一法則為我們理解國家治理提供了一種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從中國的古代來看，主要有四種公共需求。
第一個公共需求，就是“治水”。這在以灌溉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中至關重要。我國水利歷史悠久，從大禹時期開始就有治水的傳統。治水的目的，實際上就是圍繞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治水需要統一調配資源，會產生一種垂直分工的合作主義文化。正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設，中國成為農業大國。
第二個公共需求，就是“長城”。在中國古代，國防、對外貿易等，都離不開長城。從國防來說，長城主要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從對外貿易來說，通過長城、烽火臺，形成了一條綿延不絕的商道，并通過這樣一種軍事力量來進行保護。當然，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沒有侵略性。我們修長城，的的確確是一種防御思維，而不是擴張思維。
第三個公共需求，就是“賑災”。農業生產有一個特點，就是“兩豐三欠”的周期性，靠天吃飯，也就是說經常會遇到周期性的災年。這時候，政府有大量投入是用來賑災的。通過糧食儲備，解決農業生產的周期性的應急之需，因為中國古代的王朝更替基本上都是與百姓災年“吃不飽肚子”有密切關系。這個公共需求事關社會穩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公共需求，就是“教化”。從儒家學說到科舉制和官僚政治，都是那個時代保持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本方式。
所以，理解中國社會，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國家治理的這四大公共需求。實際上這四大公共需求可以解釋很多中國古代社會轉型當中的困惑，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
現在的社會，實際上已經不是古代封閉式的社會。面對現代化的挑戰和沖擊，中國社會正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在強起來的過程中，我們面對的公共需求就是強國家、強政府、強社會。從國家治理的公共性來看，就是要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滿足現代化的需要。
當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迎來千年發展機遇。而且事實證明，我們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當中，比較好地抓住了這次機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國家治理優勢的根本所在。
面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面對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怎么圍繞強國家、強政府和強社會的思路提供新的公共產品？怎么能夠把社會穩定的奇跡和經濟發展的奇跡持續下去？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描繪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我們要堅定信心，爭取按照既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如期實現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國家治理體制的轉型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入手，從中國的文化進步入手，從與西方世界相接軌、良性互動入手，來思考中國未來國家治理的轉型問題。
（人民論壇記者 張迪 文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