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的某個月色之夜,長江北岸的一處叫杜溪的鄉村陋室里,微弱的燈光映照著一個伏案疾書的身影。46歲的寒門學士朱書正在奮筆撰寫《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
在酣暢淋漓的文字間,朱書通過文獻整理與地理考據,在故鄉安徽宿松提出了“皖江文化”的概念,首次為皖江流域的文化認同奠定了理論基礎。三年之后,這位布衣學者高中二甲四十名進士,入清廷翰林院任編修。
曾經游歷天下的朱書文化視野十分開闊。他回溯了安慶歷史地理:“吾安慶,古皖國也。其岳曰皖山,其瀆曰大江……靈秀所鐘,扶輿郁積,神明之奧區,人物之淵藪也。”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中,他系統勾勒了皖江文化的版圖:以安慶府六邑(懷寧、桐城、潛山、宿松、太湖、望江)為核心,皖山(天柱山)為岳,長江為瀆,尋潛為川,雷池為浸,大龍為鎮,首次系統界定了以安慶為核心的皖江文化地理范疇。
更可貴的是,朱書以移民史視角來解析文化融合,區分“皖人”與“古皖人”的概念,以元末明初洪武移民為界,指出作為古皖文化的土著文化與移民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皖江文化新的特質。《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強調自然與人文的共生關系,被視為皖江文化研究的奠基文獻。朱書在地理、人文、歷史維度上提出的皖江文化,時至今日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先進性,并被文史專家和文化學者推崇。
《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撰寫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當時,朱書剛剛結束足跡遍及燕秦、吳越等地的十余年的全國游歷,返回故鄉,并在宿松整理完成了《游歷記》及《杜溪文稿》。《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即在此階段完成。
朱書(字字綠)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生于潛山縣敢山沖,世居宿松縣杜溪村。幼年家境貧寒,“常夜燃枯枝照讀”。天資聰穎的他5歲口誦《四書》,10歲時已經通曉經典詩文中的治亂興衰之道,鄉人驚嘆他有“匡衡鑿壁”、“董子下帷”的苦學精神。
朱書早年以選貢入太學,但未擔任官職;游歷期間以教學、著述為生;居于宿松時,除了教書,主要活動為整理文獻、倡導文化研究。31歲那年,朱書在繁昌江岸與桐城學子戴名世(字田有)相遇。當朱書問及“桐城戴田有”,對方反問“可知宿松朱字綠”時,二人相視大笑,抵掌暢談,從此結為莫逆。三年之后朱書又在皖江應試時結識了小他14歲的桐城學子方苞,三人因文相知,共同鉆研古文辭,遂成文壇佳話。
1697年,經方苞力勸,朱書赴南京邊教學邊備考,將桐城文風帶入更廣闊的天地。1703年,朱書入翰林院任編修后,迎來了他的學術巔峰。他參與纂修《佩文韻府》(中國最大韻典)與《淵鑒類函》(類百科全書),躋身于康熙朝的頂尖學者之列。他的著述涵蓋經史子集,有《仙田詩在》《游歷記》《杜溪文稿》等,尤其是二十萬言的《游歷記》,仿《水經注》“以道里為經,以見聞為注”,有較高的文化和學術價值。他還精研《史記》《左傳》,與清初學者李中孚等辯論人性善惡,拓展了經學思想。
朱書,從杜溪苦讀到翰林纂史,這位“褐衣布履”的寒門書生用生命踐行了文化自信:“五岳之氣,皆能產金玉,而其靈者發為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天地”。三百年滄桑,他倡導的皖江文化早已沖破“安慶六邑”的地理界定,在中華文明的浩蕩波濤中奔涌向前——這或許正是對杜溪先生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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