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林則徐通過觀察三個兒子的特點，進行資質(zhì)研判，覺得二兒子林聰彝適合種莊稼，于是便寫信對老二說：“本則三子中，惟爾資質(zhì)最鈍，余固不望爾成名，但望爾成一拘謹篤實子弟，爾若堪棄文學稼，是余所最欣喜者。蓋農(nóng)居四民之首，為世間第一最高貴之人……”

林則徐勸兒子“棄文學稼”，并肯定農(nóng)民的價值，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當然，大凡世家營運志在傳代，耕不丟書，賡續(xù)家風，培育讀書種子，使其順時而出，應運而生。至于林聰彝后來在父親去世后被朝廷詔見，拜官授權(quán)，吃上俸祿，那是由強大的“官本位”文化及封建世襲制度給他鋪的路。

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對兒子的資質(zhì)十分了解，認為其中一個兒子將來走不通科舉之路，“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決非科甲中人”，便改變舊的學儒仕進的觀念，認為“習武亦佳”，將兒子送到日本武校讀書，這樣“不與汝之性情相違”。張之洞所處的時代，“國事擾攘，外寇紛來，邊境累失，腹地亦危”，他勉勵兒子“勿憚勞，勿恃貴，勇猛剛毅”，務必做一名出色軍人，學成歸國后成為“國家干城之器”。張之洞還有一點，也難能可貴，他告誡其子不要以為自己是一品大官的兒子就高人一等，而要“自視為貧民，為賤卒，苦身戮力，以從事于所學……”

明末學者彭士望，寫信給兒子和女婿，順帶著批評年輕人道：“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余……”難道“智有余”不好？梁啟超不是說“少年智則國智”嗎？原來，彭士望所謂的“智”，乃指機巧、功利，表現(xiàn)為：“專力為己，飾意待人，展轉(zhuǎn)效摹，人各自為，過失莫知，患難莫救……”

作為“易堂”著名講師，彭士望告知青年：“少年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茁出。”不知200多年后的梁啟超讀過彭士望的《恥躬堂詩集》沒有？他的《少年中國說》也將少年比作植物，如“少年人如春前之草”，“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指出：“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所謂“開民智”，讀書是一有效途徑，但不盡然，許多舊學者、老學究“獨尊儒學”的排外思想形成了他們的思維定勢，如清朝文淵閣大學士倭仁在理學上是個重量級的人物，并且治學刻苦不懈，“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可是，他卻抵制西學，認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

所以，所謂的“智”，學問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人的思想格局、思辨精神以及認知力比書本知識重要得多。梁啟超寫信給兒子說：“至于將來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當然還是以天才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xiàn)在想它作甚，著急它作甚？”梁啟超的次女梁思莊在國外學習，他寫信對女兒說：“今年考試，縱使不及格也不要緊……我對于你們的功課絕不責備，要是因為趕課太過，鬧出病來，倒令我不放心了。”

從人的思維結(jié)構(gòu)的復雜性上看，青少年的資質(zhì)與智力是發(fā)展變化的，一般家長確實很難把握孩子的天分而合理指導他們選擇學習、就業(yè)方向。當然，家教是需要的，鼓勵比訓斥好，而身教加言教又比一味的鼓勵好。曹操寫信給曹植：“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短短的幾句話，先說自己當年的所為，接著說今日無悔，然后筆鋒一轉(zhuǎn)，現(xiàn)在你正好處在我當年那大年紀，你能像我當年那樣嗎？點到為止，你自己想去吧。

曾國藩無論從政，還是帶兵打仗，“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余偶談二則，此三事者，未嘗一日間斷。”他寫信給兒子曾紀澤說：“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年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曾國藩勸另一個兒子曾紀鴻讀書，就不以功名富貴為結(jié)果導向，他說：“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圣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曾紀鴻果真自己作主，不鉆研科舉時文，喜歡數(shù)學，成為一名近代很有建樹的數(shù)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