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1743-1805)，安徽懷寧人，原名琰，字石如，號完白山人。鄧石如出身寒門，一介布衣，藤杖芒鞋藤杖芒鞋，，浪跡江湖浪跡江湖，，尋師訪友，寫字刻印，書藝漸成，成為書法史上的一代開山人物。

在鄧石如奔走求學的游歷中，包世臣、李兆洛屢次提及鄧石如交游壽州，梁巘對他的教導之功。包世臣《完白傳白傳》》記載記載：“輾轉到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巘主講壽春書院……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鷙，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轢數百年之巨公矣。’”鄧石如交游壽州，上演了一段堪稱精彩絕倫的“伯樂識馬”藝壇佳話。

光緒《壽州志》循理書院圖

三赴壽州

鄧石如出身貧寒，祖父鄧士沅耽于明史與書畫卻甘守清貧，父親鄧一枝“博學多通，工四體書，善摹印”也只能以課徒糊口。鄧石如九歲啟蒙，一年后輟學，十四歲便為生計“采樵、販餅餌”，受家學熏陶，十七歲即以刻印鬻字維持生計。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鄧石如二十歲那年，父親鄧一枝在壽州設館授徒，他隨行助教，這是他首次踏入壽州。生活的艱難仍如影隨形：行前其弟鄧瓙送別詩寫道：“月落曉雞啼，行人正憔悴。兄行莫回首，回首肝腸碎。”（《懷寧縣志》）即便在如此困頓之中，他追求藝術的決心也未曾動搖，時常“一筇一笠，肩襆被，日孤行百里”，去尋訪名家先賢，自號“笈游道人”。然而命運殘酷，祖父、妻子接連離世，青年鄧石如不得不背負起沉重的家計負擔。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鄧石如再赴壽州，接替父親執教私塾。此番定居時間較長，正是此次居留期間，他的足跡和才華被引向了壽州文化地標——循理書院，邂逅了改變他藝術命運的關鍵人物梁巘。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三次壽州之行，源于梁巘的主動召喚。此時的梁巘在悉心考察鄧石如數年之后，心中已有一個栽培計劃——準備了親筆書信，推薦他前往江寧（南京）富藏金石碑帖的巨擘梅镠家深造。

三次壽州之行，橫跨近二十年（1762-1780），清晰地勾勒出鄧石如從掙扎求生、嶄露頭角到獲得關鍵助力的人生進階軌跡。

古寺行俠

每次到壽州，為求節儉，鄧石如都選擇寄宿于城東北隅的報恩寺（與循理書院近在咫尺，同在“春申坊西大寺巷內”）。這段寄居經歷，卻意外地在他傳奇生涯中添上一筆濃墨重彩的俠義篇章。

民國《懷寧縣志》以“隱逸”為鄧石如立傳，書中生動描繪了一幕斗群匪救僧侶的場面：

“客楚時，有群匪聚踞僧舍，僧不能制。遇夜半，僧應門緩，匪怒捶僧。石如起救僧，一匪前斗石如，石如拳至輒踣（使之跌倒）。眾匪齊進，又連踣十數人，遂大駭竄去。石如每被酒必述前事自豪也。”

這段記載雖略帶小說筆法，卻符合鄧石如的身形秉性——史書記載他身材魁偉，胸飄美髯，目光如電，“一個人能制服百人”，且一生任俠尚氣。推測其情境：夜半匪徒敲門甚急，小僧開門稍遲便遭拳腳，被擾清夢的石如憤而挺身。余匪蜂擁而至，石如毫無懼色，如同處理一方需多次擊鑿的印石，接二連三擊倒多人，最終群匪倉皇敗走。

這發生在壽州報恩寺的驚魂瞬間，活脫脫折射出一個寒門藝術家的別樣生命色彩——他既是布衣寒士，是鬻字刻印的匠人，也是身懷絕技、快意恩仇的江湖俠客。

梁巘書《循理書院碑記》（部分）

結識梁巘

梁巘（1710-1785），字聞山、文山，號松齋，又號斷硯齋主人，安徽亳州人，清朝著名書法家。梁巘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聰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舉，曾入咸安宮教習，其間書藝受成親王永瑆嘉賞。后任湖北巴東知縣，因難忍“沖、難”之地俗務纏身，辭職歸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受知州張佩芳延請，出任壽州循理書院山長，直至去世（1785年），主掌壽州文教長達十五載。

鄧石如與梁巘的相遇，發生在其第二次壽州行期間（1774年左右）。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為引起梁巘注意，鄧石如在書院外擺攤賣字，此說雖富戲劇性但未必可靠。更合理的場景應是：在書院內，鄧石如受請為學子刻印，用嫻熟的小篆在扇面上題字，其作品偶然間呈于梁巘眼前。這位德高望重又眼光犀利的老山長，只一眼便洞見了這位青年刻工書藝中的天才火花與局限。面對眾人，他一聲嘆息夾雜著驚人的預言脫口而出：“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鷙，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轢數百年之巨公矣！”（包世臣《完白傳》）在帖學仍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梁巘竟從鄧石如篆書尚未規范化的筆勢中，洞見了某種足以超越時代的雄強生命力。這聲贊譽，非宗師慧眼不可得出。

尤為可貴的是，梁巘并未讓鄧石如行繁瑣的弟子禮，而是以同道之心相待。在近六年的密切交往中，他傾囊相授：不僅親筆示范指點其字畫得失，更重要的是，他將自己數十年積累的書學秘籍——珍藏的歷代名家碑帖，無私敞開任鄧石如日夜臨習揣摩。包世臣稱梁巘“以工李邕書名天下”，他所代表的正是以筆法精熟、淵源有自為核心的帖學正統派。但他竟能在鄧石如這種根基尚未規整但才情奔突的創作中，感應到一種不可阻擋的新興力量。這在當時幾乎是藝術預見的奇跡。

當梁巘敏銳捕捉到鄧石如書藝瓶頸，并亟須金石資源滋養時，便親自鋪紙作書，將他鄭重地推薦給朋友江寧梅镠朋友江寧梅镠。。梅氏為宋以來江南望族，“家藏家藏‘‘秘府異珍’’和秦漢以后和秦漢以后歷代許多金石善本”。”。江寧八年江寧八年，，鄧石如在梅家潛心觀摩臨習歷代名碑法帖，，為其成為一代宗師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師生情重

鄧石如在壽州得到梁巘的賞識栽培，授以筆法，這種師生情誼，并沒有因鄧石如赴江寧梅家而終結。文獻記載，他們始終保持通信往來與藝術互動。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鄧石如“作數章寄聞山”。乾隆五十年（1785年），梁巘親自臨摹《淳化閣帖》贈予鄧石如。

鄧石如晚年作詩深情追憶壽州受業時的師徒之誼：“壽陽荊識梁鴻座，風度時親夢寐間。問訊一帆清潁水，鄉心幾疊皖公山。”

在壽州身為布衣寒士的鄧石如有幸結識高潔睿智的貴人梁巘，成為自己藝術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際遇。而梁巘風骨氣度令自己難以忘懷，常常在睡夢中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和諄諄教誨。梁巘是亳州人，從壽州乘船沿淮河潁水交匯口再西北上，正是通向老師家的方向，而皖公山矗立西南，正是自己故鄉方向。詩中充滿了追思與感念之情。

對梁巘而言，壽州循理書院的十五年亦是其藝術生命的輝煌篇章。其間，他以其書藝與書道理論，使“今壽子弟之學書者能通晉唐法”（《壽州志》）。除了鄧石如，他還培養出本土張佩、蕭景云、姚揚等眾多書家。書風在壽州臻于成熟，留下大量精絕石刻。《承晉齋積聞錄》載其書碑五十三塊，其中壽州一地即達十五塊之多。張樹侯《淮南耆舊小傳》記載：“自元明以來，書家崇尚閣帖，講碑學者少焉，梁先生當碑帖代謝之際……主吾壽書院講席最久，以故石刻墨跡，至今吾壽為多。”這些碑刻不僅是壽州的文化遺產，也是梁巘書法藝術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