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1日，中國公路學會公布了2024年度“最受歡迎古道”，清流關古道赫然在列。清流關古道位于滁州城西北12.5公里的關山山口處。關樓始置于南唐初年，系先主李昪為“御北師”而建——但到中主李璟時，卻被時任后周都虞候趙匡胤攻破。這條古道最初是浦淮（長江至淮河）古道的一段，明朝時期發展成為“京京（南京—北京）古道”一段，是橫跨江淮、縱貫南北的重要陸上通道。古道現有2.5公里遺存保留較好，寬4米余，青石板鋪筑。道中有寬5厘米、深3厘米左右的車轍分列兩邊，為研究古代車輛寬度提供了佐證，是古代交通郵驛活動的實物見證。

京京古道

滁州歷史悠久，人文厚重，自三國以降，就是南北重要通衢。據相關史料記載和筆者田野調查，滁州的古道主要有京京古道、泗浦（泗州—浦口）古道、淮六（淮陰—六合）古道、滁廬（滁州—廬州）古道、歷陽（全椒—和州）古道、陰陵［定遠縣靠山集（古縣城）—和縣烏江渡］古道、揚京（揚州—北京）古道、鳳御道、瑯琊古道等。眾多古道遺跡中，最重要的是京京古道。

南唐先主李昪，在金陵稱帝后，以保境安民為基本國策，休兵罷戰，敦睦鄰國，江南地區于是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社會生產逐漸復蘇并迅速發展。南唐的紡織、印染、礦冶、制茶、造紙、曬鹽、造船、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商人以茶、絲、陶瓷、文具等與中原交換羊、馬。從金陵過江，經浦口，過烏衣、滁州，越清流關向北的官道遂建起。這條官道經定遠縣城分出兩岔，一向西北，越過西卅店，經壽州，抵正陽關；一向東北，至濠州，出臨淮關。淮河當年是南唐與北方政權的界河，壽州、濠州當年都是南唐的邊州，南唐商人的馬幫，馬鈴聲聲走過浦淮古道，抵淮河邊，與中原發展邊貿。當然，這條古道也是南唐軍隊馳騁南北的重要通道。

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后，通達正陽關的官道繼續向前延伸，進入河南，深入中原腹地，直達國都汴梁（今開封）。北宋時期，這條道路成為高等級的“國道”。據南宋王明清在《揮麈錄》中載：宋仁宗皇祐五年，因“太祖擒皇甫暉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知州王靖奏請在滁州建設端命殿，“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其后管理端命殿的官員往來汴京和滁州，走的都是這條路。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北巡汴梁，也是走的這條路。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明朝兩京并立。因傳遞信件和軍需運輸需要，正式開辟經臨淮關北上的南京到北京官道。官道全長約1500公里，通過滁州境內全長約129公里，是明清滁州通向南北的主干線。明嘉靖年間來安籍進士、吏部尚書胡松《重建通濟橋記》云：“滁于宋元前固僻左安閑之壤也。國朝兩都并建，斯要以沖。”今天，我們通過古人的行旅記載，依然能夠直觀領略當年官道的風采。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戴名世從江蘇江寧（今南京）到北京，自農歷六月初九起，至七月二日止，寫下了《乙亥北行日記》。日記寫從江寧渡江啟程，過浦口，經烏衣，初十夜，“宿旦子岡”，旦子岡就是今天烏衣鎮旁的擔子街道。這一路，“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產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門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郁郁然，兒女啼笑，雞犬鳴吠。余顧而慕之，以為此一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可見，當年滁州城南面的烏衣一帶男耕女浣、雞鳴犬吠的鄉村世界是多么的美妙。

烏衣古鎮

在清流關隘口處，至今還豎立著兩塊石碑：一塊為明代崇禎年間南京織染局掌印司禮監太監劉文耀所撰的《增建關圈并修路碑記》，記錄著清流關的過往。另一塊碑文為司禮監秉筆太監胡良輔所撰，石碑上刻有“賤避貴，幼避長，輕避重，緩避急”12個字，堪稱中國最早的道路交通法規。這些珍貴的碑刻文物，對于深入研究京京古道交通史具有重要價值。而明人程敏政《夜渡兩關記》，則道出了滁州暨烏衣古鎮在這條道路上的交通樞紐地位。

程敏政，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夜渡兩關記》是程敏政在成化戊戌年（1478）冬天從北京返回皖南省親時所寫的一篇非虛構作品。

作者以紀實的筆法，生動地描繪了夜度清流關和昭關的情景。因為離家日久，急于省親，所以“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經歷了“瀕危而幸免”的艱險行程。清流關雖然“險惡，多虎”，既要爬過“兩峰夾峙”“仰視不極”的石頭棧道，又遇上了“寒風暴起，束燎皆滅”的突發事故，從而經歷了“人人自危”的驚險場面。但因為他“聞從者言”而“心識之”，作了充分的準備，讓驛站郵卒，敲著銅鉦，舉著火把前行，并相約“有警即前后鼓噪為應”，即便虎來，也可應對。

度昭關的情況，則和清流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程敏政走過滁州，從烏衣古鎮至全椒、趨和州（今和縣）時，是第二天了。“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思想上完全放松了警惕；又看到“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進一步產生了“平安無事”的錯覺。直到天黑了，看到“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才意識到擺在自己面前的道路，并不是想象中的陽關大道，便惶遽不安，嚇出一身汗來。又聽到老叟告訴他這是昭關，“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才進一步認識到環境的險惡，問題的嚴重性，但已經是“銅鉦束燎皆不及備”了。在這前不著村、后不巴店的荒山野嶺，只好硬著頭皮去冒險了。在途中還把怪石當作伏虎，嚇得跌倒在地，連喊都喊不出來了。

程敏政在對這兩場虛驚的記述中，未下斷語，未發議論，未提出任何觀點，而讀了之后，卻讓人想到了“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古訓。

上述記載和歷史遺跡顯示，滁州在京京古道上，曾經是一個交通樞紐。這個樞紐的具體交會位置，就是烏衣古鎮。

烏衣古鎮東西斜倚清流河南岸，據南朝劉宋地志《丹陽記》載：“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即烏衣之名得自三國時期東吳駐扎的烏衣營。吳赤烏十三年（250），孫權遣兵10萬，在滁州南部和六合一帶，作涂塘，抬高滁水，淹北道，以阻魏兵。烏衣古鎮緊靠涂塘西北岸，因而得名。“烏衣”曾經也是西晉軍隊制服的顏色。

南宋德祐年間詩人潘檉曾做《自滁陽回至烏衣鎮》：“行人元不恨長途，下馬旗亭酒可沽。回首瑯琊山不見，西風吹起豆田烏。”可見那時的烏衣古鎮已經酒旗飄飄，行人絡繹不絕了。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滁陽別諸友》詩序中說：“滁陽諸友從游，送予至烏衣，不能別”。詩中用揚子江潮形容師生間的思念之情。同時用堯、舜與孔、跖的典故，開導弟子們，說明無論身居何處，即使千里之外，道同則心通，否則面對面也如同陌路。文學家屠隆《灌木園記》、文徵明《烏衣鎮望滁州諸山》、陸光祖《一宿庵記》等詩文均記載了烏衣古鎮及其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