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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村莊令》，心頭油然生出些親切。這部由黃山書社出版的散文集，封面設計清雅，鄉土韻味悠長。看著振強在扉頁上的題簽"村莊的模樣，就是外婆的模樣"，我就知道，這是一部關于一座村莊與外婆的書了。

從五歲被父親送到大司村的外婆家，到十八歲離開外婆與大司村，作家振強的童年、少年和成長的青春，與大司村，與外婆，已是情恩如山，水乳難分。

《村莊令》寫了作家幼年、童年、少年和青春的視角下的外婆與一座村莊，以及與作家"我"的相互位置、情感、關聯、互動的外在場景與心靈觸碰，以外婆為主線，以村莊為舞臺，以日月為追光，以鄉愁為背景，將"一部村莊風物志，一卷農耕工筆畫"，通過"夕陽下山崗""第一場霜""模糊的面孔""外婆，安好"四個篇章，緩緩而濃烈地釋放。"夕陽下山崗"，理出一個頭緒，牽出諸多人事，影影蹤蹤，夢一般朦朧，或是全書的總領；"第一場霜"，個性成長一路的艱澀，疊印成那個霜晨的意象，或是生命的序章；"模糊的面孔"，村莊的人物，從草木的風動里，依次走來，又漸次淡隱，或是鄉土的追念；"外婆，安好"，人世間一場生死契約，"我最愛的外婆"，終于在"我"的作品里實現永生，或是遙夜的星光。

振強的語言，外在之美引人入勝，內在張力撥動人心。這是恪勤的修煉，也是天分的外化。在我看來，振強的寫作，似乎已超脫那些事先的結構、輕重、繁簡、細節的前置設計，怎么寫，寫什么，仿佛都是率性而為，隨心所至。但給予讀者的，卻是滿滿的清新、親切、趣味、自然，一次又一次讓人心生共情，令人不忍釋卷。文章在振強手里寫出，感覺是一點也不累，一點也不難。提筆即寫，寫好就完，寫得輕松，寫得自由，寫得解放，寫得舒暢，仿佛自家釀好的醇醪，想喝，隨手舀一瓢，就是。一些神來之筆，讓人意想不到，又讓人心靈一陣通透。仿佛那些字，那些詞，早就集結在振強的筆管里，或隱伏在鍵盤的背面，振強敲擊鍵盤了，振強開始寫作了，那些字，那些詞，就會爭著搶著擠到振強的筆端，"用我，用我，先用我"地嚷嚷，牽引著振強劃動筆尖；就會爭著搶著在鍵盤下躍動，"在這，在這，我在這"地叫喊，引領著振強觸動鍵盤。字詞們誰先誰后，組合亮相，振強都聽字詞的，都是字詞們自己說了算，這真得有種說不出的奇妙。振強的散文語言，與莫言的小說語言，似乎有著異曲同工的互映。生機勃發，雅俗并存，踢打騰挪，泥沙俱下，思想的重量大于邏輯，意象的表征提升內涵，像流云一樣無拘，像閃電一樣飛掠，像江河一樣奔騰，像春筍一樣拔節，充滿張力，不可阻擋。

作家的童年，仿佛一個自言自語、心里藏著無窮心思的小生靈，在看，在說，在表白，在傾述。"看到它們鮮嫩、活泛的樣子，我的心里就有一朵接一朵的花開著。"（《外婆家的地》）；"外婆不愛說話，我也不愛說話，一個是六十歲的孤寡老人，一個是十來歲的孩子，她不懂我，我不懂她，有什么話可說呢？"（《風中的夏天》）；"外婆問我：'你得了第幾名？'我說：'第一名。'她淡淡一笑，然后從鍋里撈出一些米湯，把那張獎狀貼在墻上"（《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場霜》）。

大司村，是作家生命背景上永不消褪的底色。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怨，那些愛，那些恨，鮮活在振強的筆下，騰挪在振強的心空。菊英、家龍、司有虎、司家仁、矮胯子、雞爪子、攝影師、小鐵頭、六三子、小皮實，溫良、溫暖、恭順、忍讓、勵志、認命、自尊、卑微、勤勞、愁苦，大司村的百姓們，在作家的筆下，循著"村莊令"，紛至沓來，本色亮相，共同構成這部疑似自傳體散文集，共同構成1970年代中國鄉村原生風貌的典型場景。《村莊令》筆墨在外婆，在村民，但作家始終都在外婆與村民之間游走，在外婆與村民心中進出。在這游走進出中，作家童年、少年的成長軌跡與心路，雖隱而現，漸至明晰，這很有些類似蒙哥馬利《綠山墻的安妮》。振強以獨特的視角、獨特的體驗、獨具個性的筆觸、獨具魅力的語言，在娓娓道來中，對外婆與大司村進行著不動聲色而激情滿懷的鋪述，還原了一個遠去的時代，描繪了一幅鄉情、鄉戀、鄉愁的鮮活圖譜，這在當下鄉村振興文化敘事的戰略進程中，無疑具有不同一般的文化縱深與時代意義。

令者，時節、美好也。人類文化的根脈在鄉村，精神的元宇宙也在鄉村。當我把《村莊令》一篇一篇細細讀完，我確信并有把握斷定：《村莊令》，是一部關乎鄉土不可多得的樣本，一部適合所有年齡段閱讀的文本。每一位讀者，不論年齡閱歷，都可以在閱讀《村莊令》中，或引發精神的共鳴，或走進鄉情的夢憶，或想象"外婆"與鄉村曾經的樣子，在咀嚼、反芻、回味、遐想中，再次親近曾經的鄉村，感受傳統鄉土文化的熏陶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