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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商販，為什么能創立一度全國知名的商業品牌？一個小人物，為什么能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弄潮兒？一位老作家，從風華正茂到兩鬢秋霜，為什么要三十多年持續關注并書寫同一座城市的這個人以及他的家族和企業的故事？這些疑問，在拜讀近日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年廣九與“傻子瓜子”》后，我得到了解答。

《年廣九與“傻子瓜子”》是安徽省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更生的傳記文學新著。傳主年廣九，這位意外“走進”《鄧小平文選》里的蕪湖“傻子”，曾經是全國知名的人物，而他確實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小人物成就于大時代，成為在改革進程中幾度引發爭議的弄潮兒，“傻子”年廣九的故事便有了傳奇色彩。

“傻子”年廣九出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當時抗日戰爭正處于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年廣九可謂生不逢時，更何況家境貧寒。因此，從舊中國到改革開放前，年廣九長期在最底層頑強掙扎，在困境中勉強謀生，但他不愿意向命運低頭，不甘心只過溫飽生活。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號角，帶領全國人民奔小康的時候，年廣九憑借自己的勤苦和精明，實際上已經讓全家提前過上了小康生活。

所以，年廣九能夠創立一度全國知名的商業品牌“傻子瓜子”，能夠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弄潮兒，絕不僅僅靠勤苦和精明，因為這是許多小商小販也具備的品質；也不僅僅歸因于哪一位領導在其處于困境時說了話、保護了他，因為受保護的人成千上萬。“傻子”年廣九幾度成為全國性的“名人”，進而在2018年10月，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決定推薦宣傳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時，年廣九赫然在榜。這位只會寫“同意，年廣九”這五個字的準文盲活成一段“傳奇”，至少另有兩大原因。

原因之一是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的時代，是黨和政府在改革進程中不斷出臺的好政策。年廣九本人對此看得很明白，他說：“人的命運靠政策，有政策，我的命運還是好的。”原因之二是年廣九本身的一些特質。除了一般商販具有的吃苦耐勞、精明強干，年廣九身上具有一種“霸氣”甚至“匪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為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超規定雇工差點被打成“資本家”；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用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刺激瓜子銷量，再次被喝令“停止”；1989-1992年，年廣久坐牢三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才因經濟罪不成立而獲釋……這些事例證明，年廣九具有搶抓機遇、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的靈活頭腦和冒險精神。此外，年廣九曾兩次寫信，寄給省委書記和偉人鄧小平，反映情況，表達訴求，這種“不平則鳴”的勇氣也是絕大多數“溫良恭儉讓”的國人所普遍缺乏的。

著名作家季宇在《年廣九與“傻子瓜子”》序中說：提起“傻子瓜子”，改革之初幾乎家喻戶曉，而“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傻子”年廣九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傳奇人物。他原本是一位普通的小商販，但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卻成了時代的弄潮兒。他用小小的瓜子撬動了體制改革的堅冰，開啟了中國民營經濟先河，并創下了“傻子瓜子”著名品牌，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

季宇先生的這段話簡明扼要地回答了我在文章開頭的兩個疑問，而作家何更生的這本新著則通過長達三十多年的追蹤采訪所積累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生動形象地再現了“傻子”年廣九成為“中國第一商販”和時代弄潮兒的這一歷程。

年廣九是文化水平不高而語言行為極具個性，“理論水平”不高而思維極為敏捷活躍的“這一個”人。“細節決定成敗”，能否準確抓住并且生動再現細節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文學作品的成敗。對此，《年廣九與“傻子瓜子”》的作者何更生可謂行家里手，書中典型細節俯拾皆是。比如年廣九在陰雨天到青弋江邊低價“抄底”農民運到城里的西瓜，而他此前先已特地跑到蕪湖氣象站打聽到天氣過幾天轉晴好的“預報”，自然大賺一筆（見第八章）；比如年廣九在“股份制”大潮中也想與時俱進，跟兩個兒子合作組建“傻子瓜子集團”再干一番大事。兩個兒子一開始緊鑼密鼓籌備，煞有介事，但兒子們拿到“傻子”主動交出的企業公章后，忽然偃旗息鼓了。精明的年廣九頓悟：你們這是在玩彎彎繞，奪老子的權，老子不合并了！（見第三十八章）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但是全書不枝不蔓，因為作者何更生堅持以正能量、主旋律為主，以“傻子瓜子”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為主，緊緊圍繞改革開放這條主線，充分展現“傻子瓜子”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報春花，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有著不可或缺的開先河的重要意義。作者因此盡量避開一些小道消息、花邊新聞，摒棄一些博人眼球的低級庸俗的情節與故事。全書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更使讀者有一種真實與親切感，可讀性非常強。

最重要的是，《年廣九與“傻子瓜子”》不是一本宣傳年廣九個人和他創辦的私營企業的紀實作品，這本書與2021年9月由安徽省政府參事室、省文史館編輯，何更生撰寫并由黃山書社出版的《“傻子瓜子”與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年廣九口述史》一樣，是對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開啟改革開放偉大進程的老一代共產黨人的紀念，是對“傻子”年廣九及所有蘊藏于民眾間的“敢為天下先”精神的禮贊。三十多年來，何更生持續關注并書寫同一座城市的這個人以及他的家族和企業的故事，創作并發表多部相關主題的報告文學和紀實作品，其深層原因即在此。

總之，堅守文學創作的人民立場，既有把握時代脈絡的敏銳眼光，又能生動形象地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我讀了何更生《年廣九與“傻子瓜子”》這本書后，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同樣，人民對優秀文學作品的渴望，應該成為所有作家的創作動力。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重唱“春天的故事”，再書“傻子”的傳奇，不僅是作家們的任務，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