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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夏天，我從陶行知先生的故鄉、練江河畔的徽州師范學校畢業，捧著一顆獻身教育的心，被分配到與老家一山之隔的汪滿田小學。全校6個教師，校園在村尾的山腳下。教學樓背后的村民的菜地，還有高低起伏的墳塋。

教書是充滿期待的，沒有教輔書的年代，學校的鋼筆和蠟紙，成為提升學生成績的方式。買一本資料，看著合適的題目或揣著考試方向自擬訓練題，晚上趴在桌上刻蠟紙，“吱吱”的聲音劃破靜寂的深夜，一直銘刻在記憶里。早上起來，到隔壁辦公室里自己油印，然后發給學生，做題評講。教學生涯，就那樣開始了。

來年的畢業升學考試，五年級總平均分第三名，村委會獎勵學校100元，六個老師均分，每人16.66元。那個數字，現在感覺真小。可那年月，我的工資是一個月123元，獎金可是厚厚的一筆收入，現在想起都陣陣暖意。在村小教書的日子，跟著同事去參加自考，二年半的時間，拿到大專畢業證書。1995年春天報了專升本成人高考，跑到省城讀書進修，也就離開了山村。

省城讀書的學校對面是報社，想著是中文系學生，總得會寫文章。開學之后不久，斗膽送兩篇文章去《新安晚報》社。那開門時撲面而來的熱氣，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空調的溫度和報社的熱情。幾天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從此喜歡上了文字。

兩年后再為人師，我站在縣城新洲校園的講臺上，忝列高中語文教師。一個沒有讀過高中的人站在高中的講臺上，嶄新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教小學，面對的是一群孩子，感覺師道尊嚴；教高中，面對與我齊高的學生，感覺很親近。第一屆的高中學生，是最難忘的，摸著石頭過河教高中，與學生們一道讀高中的教材，成為多年以后重逢的喜悅。

遺憾的是，第一屆高中學生并未陪他們的走完高中。高二結束，學校安排去偏遠的山村支教，帶初一兩個班的語文。山村的孩子淳樸而真誠，一樣有著求知的眼神。等一年結束，9月份回到學校時，物是人非，開始迎來新的一屆高中學生。

我的班主任生活，也就隨之而來。做老師，與學生是若即若離的，匆匆來匆匆走；成為班主任，教室里的事都是我的事。年輕班主任，帶著普通班，學生的基礎可想而知，學習的自律也能想到。看著學生的成長，誰會甘心呢？總有那些肯學習不服輸的學生，也有不甘心的老師。

站在走廊上，瞧著燈光輝映里的學生，勤奮是他們的，努力也是他們的。我有的，只是守候。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他們不知道我的想法，我在窗外望著不說話。高考來了，三個同學上了本科線，讓領導深感意外。

再來一屆時，帶了重點班，然后實驗班。學生年輕，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這對我來說，都是經歷與磨礪，都是值得銘記。處理、告誡、期待的，都可以變成文字，自己的親歷總是感慨。學生的叛逆與張揚，變成教育敘事，也可以“雜取多人，匯為一個”變成小說。市報有著這樣那樣的欄目，也就可寫成不同的文稿，有了另外的收獲。一個班的畢業生，也從十幾個上本科線，到六十多個上本科線。

最青春的年齡奉獻給了學校，五屆班主任結束，自家孩子讀了九年級，窺鏡自視，白發不知何時爬滿了鬢角，老師的孩子也是學生，一樣需要陪伴和關心，班主任工作漸行漸遠，簡簡單單地做教師。從青年教師，成了普通教師。教材，在多輪的教學中，已然在胸。經歷多屆高三后，考點無論如何挪騰轉換，總能運用自如，教學也就綜合著自己的想法去傳道授業。

走進教室，看見昂首的學生，我也就興奮起來。讀書辛苦事，得失寸心知。學生畢業了，有浙大碩士畢業去日本京都大學留學，有外交學院讀研畢業去克羅地亞大使館，也有在小城單位上班，菜市場開攤位賣魚賣調料，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著，在微信里或是街巷相遇，我都覺得快樂。

日子過著，看似緩慢，卻是飛快。青春的容顏變得滄桑，逝去的歲月在頭發間白得顯眼而明亮。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的終將到來，遙想著還有十年的教學生活，更要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與學生對話，站好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