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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考，第一場臨近開考之前，下起了暴雨，而我沒有帶傘。考點有兩棟教學樓，我的考場在南樓，在我走到北樓的時候，天空像一只突然掉了底的水盆，水柱劈頭蓋臉地砸了下來。我站在樓道里，望著百米之外的南樓，很著急。擎著傘的考生們一撥一撥從身邊過去，我總算看到個同班同學，是個男生。我叫他：“王中福！我沒有傘！”他把傘伸過來半邊，我順利地進了考場。這個同學，在那次之前我們從未說過話，而在高考之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但我一直記著他，想起來就很感激，他是我的人生中在節骨眼兒上適時出現的貴人之一。 

但這并不是我高中階段最大的一場雨。 

高三時我們換了個語文老師。新老師四十來歲，圓臉大眼睛，長睫毛忽閃忽閃的，又加上她的身高大約只有一米五，看上去就像個大洋娃娃。她第一節課做自我介紹時，說自己是個愛書如命的人，還舉例說她女兒從小到大都被她捧在手里，只有一次她騎自行車帶著女兒，后座上的女兒遺落了懷中的一摞書，把她心疼得呀，差點沒打女兒……同為愛書之人，我對她產生了親近感。 

沒想到一場噩夢就此開始，而且揭開噩夢幕布的正是這個洋娃娃一樣的老師。為了隱去她的真姓，我姑且就稱她為“娃娃老師”吧。 

以往的作文課，老師有時會在上次布置的作文中挑一些寫得好的來讀，邊讀邊分析，供大家學習。可是娃娃老師加了一項——讀最差的作文。第一次上這種課時，娃娃老師將一本作文用力甩在講臺上，翻開讀了一段，然后說：“寫作文不能胡說八道，像這位同學對生活常識一竅不通，就是胡說八道！還有人說這位同學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就這水平，我都奇怪是怎么發表的！”她沒有明說我的名字，但我知道她讀的是我的作文，且周圍的同學目光紛紛投向我，因為當時我們班只有我一個人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 

被她讀出來大批特批的那一句是這樣的——“聽長輩說五六十年代雞蛋才一分錢一個，就那他們也舍不得買。”但是她沒有讀“五六十年代”，說：“一分錢一個雞蛋，真是笑話！我現在給你一分錢，你給我去買一個雞蛋來！”我以為我是寫漏了這幾個字，但是作文本發下來一看，并沒有漏，她讀的時候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把這幾個字跳過去了。 

第二次作文課的反面教材，還是我的作文。具體什么內容我已經忘了，但接下來她說的一句話，真是讓人無法忘記——“這位同學的文章如果能發表，我把頭割下來！”我被嚇住了！我的作文寫得有多不好，才值得她發那么重的誓呀！ 

第三次的反面教材，還是我。照例又帶上了我發表過文章這個話題。 

如果說第一次我還有辯解的念頭，后來只剩不要被提到的愿望了。 

我真的不會寫作文了。一寫作文就非常慢，因為老是思前想后，唯恐又會寫成反面教材。 

我一直偏科，考初中高中時，我的語文都是滿分或接近滿分，就指著語文能把平均分往上拽拽，而反面教材事件幾個月之后的高考，我語文考了80來分，滿分120。 

我對文字也失去了興趣。寫是不寫了，看也很少看。 

后來有一次，跟數學老師馬老師聊天，我說起這件事。他一聽就笑了，說我給你講個“先生背傘”的故事吧。 

晚清重臣曾國藩年少時師從一位陳姓塾師。這個陳先生曾經當著眾人的面，罵曾國藩是蠢才，并說“你將來要能中試，我替你背傘!”所謂“天地君親師”，老師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給人背傘，是仆人才做的事。所以，陳先生這話強烈地表達了不看好曾國藩的意思。曾國藩后來究竟有沒有考取科舉，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他登上了科舉仕途的頂層。衣錦還鄉之后，他帶著一把傘來到陳家謝師恩，走時不小心把傘落下了，請陳先生幫他送來。接過傘時，他打趣說：“沒有想到先生今天真的給學生背傘了。” 

說完這個典故之后，馬老師說：“你看，曾國藩也有類似的遭遇，他就沒有受到消極的影響，該干嘛干嘛，人家根本就沒有拿這當回事。這本來就不是多大的事嘛！雖然我們平常人很難有曾國藩那樣的格局，但是受到打擊，也絕不是自暴自棄的理由。她說你不好，你就不好給她看嗎？這也太配合了吧！” 

我本來還以為他會譴責娃娃老師，同情我呢。雖然馬老師沒有安慰我，但是我一下子真的釋然了。當時心里的感覺，很像是現在小視頻里流行的一個畫面：天空飄來五個字——“那都不是事”。 

的確，真正對我造成影響的不是娃娃老師，是我的“配合”。別人說你不好，你就會越來越不好，這是弊導性思維。娃娃老師只是將弊導性的信息帶入我的生活，如果我不是那么容易動搖，如果我的信心不是那么容易瓦解，弊導效應就不會實質性地發生。 

17歲的天空降下一場冷雨，透心涼的，少年的我不知所措，幾乎想把對文字的愛好扔得遠遠的，落荒而逃。令人不可思議始料未及的是，這場雨居然是我的語文老師帶來的。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為我撐開一把傘，帶我走到陽光下的，是一位數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