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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長豐縣文化和旅游局編著的《楚玉遺珍——長豐出土戰國玉器》（安徽美術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終于得以出版，這是我省文物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長豐縣繼楊公楚墓發掘四十年后，對玉器界的又一次新貢獻。 

對于長豐縣而言，編著這樣一本圖文并茂、蘊涵深邃的文物專業圖錄，實屬不易：一是散落各地，收集不易。楊公玉器出土后，因其價值巨大而分屬故宮、省所、省院和長豐四個單位，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保管措施，致使拍攝、測量和每一件玉器的仔細觀察描述，都增加了不少實際操作上的困難；二是楚玉精深，著錄不易。楊公戰國墓先后經歷四次發掘，共出土陶、銅、玉各類遺物200多件，由于當時只發表兩篇簡報沒有出版專著，不能全面反映玉器的全貌，而發掘者和保管者又一直沒有對這批楚玉進行系統的研究，致使這些玉器雖然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但系統性圖像資料卻明顯不足，只是特別出彩的幾件器物，往往散見于有關圖錄書籍之中；三是人才缺乏，鉤沉不易。長豐是一個1965年建縣的年輕新縣域，文物考古方面專業人員不足。缺少了這些基本條件，要想深入地挖掘楚國玉器的文化內涵，展示二千多年前具有戰國時代最珍貴、最高貴、最寶貴的“楚玉精華”，長豐縣面臨的重重困難，真的可以想見。 

但是，事在人為就不難。《楚玉遺珍——長豐出土戰國玉器》這么一本專業性很強的文物圖錄的出版，本應該是省級專業機構才能完成的著作，最終卻由長豐縣文化和旅游局來實現了，這是值得思考和總結的事情，同時對其它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市縣來說，不無積極啟發的作用和功效。從時代而言，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在提升促進經濟社會大發展前進的同時，對人文社會的思想改變，更有了翻天覆地的核裂變作用，優秀文化遺產再也不是需要毀滅清除的“封資修”，而是重新恢復其“歷史文明”的定位，贏得了全社會、全民族的普遍尊重。僅就玉器一道言之，從改開之初的《中國玉器全集（六卷）》，到后來的《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十五卷本）》，再到《中國玉器通史（十二卷本）》的出版，引發了參與度空前的舉國上下熱愛、鑒賞、收藏玉器的潮流，這是大的時代背景使然，沒有這樣的社會氛圍，長豐玉器一書很難出版。 

長豐楊公出土的戰國古玉只有69件，以其數量要編成一部厚實的著作其實并不容易。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編者通過運用現代技術手段予以文字和圖象上的展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部擁有159個頁碼的著作，有著如下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玉器照片的清晰傳真，每件玉器都不少于兩幅圖像，或原大、放大，或局部的微痕特寫，盡可能地向讀者透露玉器工藝上的信息。攝影者程京安與錢玉春（錢幣專家），兩人都是安徽文博系統知名的專業攝影家，曾經參與多部文物圖錄的攝像，對器物、光圈、色調、圖形和折射率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把握，從而保證了圖錄的質量。二是本圖錄的內容與通常的文物圖錄存在要素偏少的狀況不同，集學術性和普及性相結合的特色，使其可以在眾多的文物圖集中“脫穎而出”、秀呈一枝。孫朝峰在書中撰寫了一篇文字長達近二萬字的《楊公出土玉器概述》，從墓地概況、出土玉器的種類和特征、出土玉器的造型紋飾與特征、楊公墓地出土玉器工藝分析等四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概括分析與歸納研究，從中我們才得以知道：玉器出土地原屬壽縣，上世紀被桂系軍隊挖掘的“李三孤堆楚王墓”，就在墓地南2公里。楊公與朱家集一帶，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戰國晚期楚國國君及貴族墓地。不僅如此，對楊公出土的69件玉器，除圖片展示外，從編號、定名、出土時間、墓葬號、尺寸測量等要素外，每一件玉器都有專門釋文，系統介紹質地、沁色、形狀、工藝、功能、用途、價值與相關文獻記載，對于普及玉器知識和傳播玉器文化，可以起到促進專業研究和惠及大眾讀者的作用。與安徽省過去出版的《安徽館藏珍寶》《文物鑒定四十年》等大型圖錄所具有的“合成研究成果”特點相比較，顯然此書繼承了上述書籍的優點，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艱難積累、自我加壓的新路徑。 

當然，本書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果從尊重前人勞動成果的角度出發，我覺得可以把原先的兩次考古簡報作為附錄列入，甚至可以把當時主持人、參與者乃至縣文管所的人員注明，既是一種歷史，也是一種比較。美玉往往有瑕，而瑕不掩瑜。這點小遺憾，并不妨礙長豐的這本玉器書，成為國內近年出版的最有學術價值的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