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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松走了。73歲，作為書法家正當其時，而他卻西行了。 

我初識國松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其時，淮南的書法界也如整個思想文化界一般熱鬧繁盛，陳浩金、余國松、陳孝全、韓書茂等一干青壯年，在書法實踐和書法理論兩個方面爭先恐后，你追我趕，在全省乃至全國頻頻亮相。其中，我對余國松書法的印象最深。在我眼中，國松更像舊時代的文人。唇邊一直是香煙繚繞，一雙眼睛總在狡黠地翻滾，仿佛一定要捕捉到你的那個“小”。初見無語，一旦開口，旁征博引，高屋建瓴，飛沫四射。我喜歡他那個時候亦漢亦魏的書法，更喜歡他的雜文、散文。當時，機關文件一律只用宋、楷、隸、魏以及黑體，我讓國松書寫了“淮南政報”四字，并正式刊用數年。 

我和國松相近，是那個特殊年代里特殊的一段同窗之緣。那時候，學文化，學技術，讀小說，寫詩歌，提升學歷，晝歌夜舞……所有的年輕人，都在無比亢奮地躁動著。我和國松鬼使神差地進了安徽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一個班。國松大我近十歲，而班里年紀最長者比國松又大十歲。那時的國松，在央企中化三建學校當老師，以他當年在漢語言文學方面的實際水平，在大學教授古代漢語或寫作等課程亦不費力。然，缺一個大學文憑。在班里，他的中文學識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頭部，但學校卻讓我當了班長，概因那時的我是市政府辦公室有個頭銜的正縣級官員吧。幾載同窗，課內共讀，課外散扯，遂成益友。 

以后，我到區縣、赴海南，數載未晤國松面；再以后，我返回合肥，在皖創業。一日，湊得一企業集團之名，我想起國松，專程從合肥到淮南，回到那個我少年治學時繁華昌盛的田家庵老區。在老淮河路上，在老市會（市政府前身）和老田家庵火車站之間的一棟老樓上，見到了國松。他時任九三學社淮南市委副主委，應正是春風得意之時。落座寒暄，請他書寫集團之名。我依然喜歡他的字，盡管他那時的字已有些汪洋恣肆。 

再次見到國松，已是2006年的11月29日，在文學大師魯彥周遺體告別儀式上，詩人劉祖慈所撰挽聯高懸低垂，國松手書的挽聯亦在眼前。哀樂聲中，與國松兄向魯老遺體三鞠躬。 

今年春節，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壽縣，也是國松的故鄉，破天荒在古城四門掛起了巨幅春聯。四門中最蔚為壯觀的南門通淝門上，是國松以隸書書寫的長聯：“水映晴空，歲月蕩詩情，駟馬春申舒醉眼；民歌盛世，河山開畫卷，通淝平野起新城”。好個國松，說你身體有恙，卻依然寶刀不老，一時，巨聯傳為佳話。 

與國松最后一次見面，距他離世僅56天。那是一次偶遇，是冥冥之中的告別。2021年6月11日，由鮑毅制作、張藝謀導演的觀念演出《對話·寓言2047》全國巡演來到合肥。鮑毅父親，我敬重的良師益友、中央戲劇學院教授、著名表演藝術家鮑國安和夫人朱兵隨劇組來皖，邀我當晚觀看首場演出。老兩口反客為主，盛情在合肥大劇院邊的銀泰大廈訂了一桌徽菜請我。到了合肥焉能如此？但鮑老師一任他山東萊州人的秉性，堅持不讓。我和我的幾個同事，硬著頭皮吃了這頓難忘之餐。餐畢，與鮑老師夫婦從四樓乘電梯去負二層乘車。行至一樓，電梯門開，一輪椅推入。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好生眼熟；再看，我驚詫發問：“是國松嗎？”輪椅上的人抬眼望我——“光衡”。剎那間，我渾身一顫，國松兄瘦骨嶙峋，目光呆滯，全沒了往日那如鷹的目光，如瀑的口沫。瞬間，電梯已至負二層，我緊拉著國松的手，只說了“保重”二字，眼中已是淚盈。步出電梯，眼前全是國松那已近燈枯的眼神。 

而今，國松已去。幾夜輾轉反側，總覺得該為他和他們說上幾句。他們是誰？ 

也是上個世紀的80年代，《淮南史話》的作者周士元找到我，讓我為該書作序。當時我還是不到三十的毛頭小伙，豈敢造次！推辭再三，寫了一篇《別一種開拓》置于序后。在此篇中，我引用了郁達夫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一段話：“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痹诨茨匣馃岬拇蟮厣?，前有先秦楚都之落幕，西漢淮南之風華，后成淮上工業之重鎮，今臨優缺疊加之轉機。望星空，多少風云際會；一時間，幾多英雄閃現。 

我會記得余國松。而那一個個逝去的、尚在的，為這片熱土的發展作出過貢獻的文化大家，應該永留我們的心中！ 

由國松的逝去想到這些，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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