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29歲的北大教授胡適先生，在京城鐘鼓寺胡同14號四合院里，草成了近兩萬字的《紅樓夢考證》初稿。一個多月后，這篇后來被譽為新紅學奠基之作的急就章，附于上海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紅樓夢》卷首出版，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

胡適先生在這篇新紅學開山之作中，上半篇主要批駁了以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指其不是考證而是“猜笨謎”；下半篇則是按照自己主張的科學方法，去考證《紅樓夢》，“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在文末，胡適先生強調說：“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手稿現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中。

回望新紅學百年風雨歷程，平實而論，胡適先生所秉持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不僅為《紅樓夢》“著作”和“本子”研究提供了范式，也對其他古典小說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正如復旦大學陳維昭教授所言，“胡適總是以現代學術精神，去挖掘傳統文化中他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他以‘科學精神’演述乾嘉學術方法，以‘自然主義’‘自敘傳’去演述傳統的史學實錄觀念。這兩方面的創新合在一起，才是新紅學的嶄新之處。”（陳維昭《新紅學百年祭》）

在胡適先生新紅學范式的滋養下，先后產生了俞平伯、周汝昌、馮其庸等新紅學大師。在文獻、文本與文化等方面，當代紅學取得了長足發展，收獲頗豐；但同時也疑案重重，發現層出不窮的“不一定”，即幾乎每一個爭議的結果都難以定于一尊。近年來，一些紅學家更面臨翻炒舊飯的困境和突破無門的瓶頸，有人因此慨嘆《紅樓夢》研究終跳不出大宗師胡適的如來佛掌心。

以筆者所見，紅學前沿研究中的諸多“不一定”，或許正是《紅樓夢》之魅力所在，也更體現了紅學研究的復雜性。要而言之，一方面是因偽造之風亙古未變，贗鼎時有揭櫫，而某些新出文獻又來歷欠明。紅學泰斗馮其庸先生曾說，“《紅樓夢》只能愈研究愈清楚，絕不會愈研究愈糊涂。只有一種情況是會導人入誤區，這就是弄虛作假，以假亂真。”這是馮先生的警醒之語。十數年來，諸如周氏爽秋樓歌句、陶氏北師大抄本、王氏乾隆庚寅抄本、胡氏甲戌本“附條”等學術不端案頻頻爆出，令人不勝唏噓。本書中的《胡適所引程偉元序與一段歷史公案》《胡適原藏甲戌本〈石頭記〉“附條”銓辨——兼論庚寅本〈石頭記〉真偽之爭》等，就屬于這類辨偽之作。

另一方面，是因為新紅學的范式亟需重構。可以說，紅學上的重大爭議都起源于版本之爭，譬如“程前脂后說”、尤三姐淫奔、芳官改名等，因為文本差異甚巨而分析出來迥然相異的藝術形象和作者命意，所以《紅樓夢》版本研究是紅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但因各種緣故和局限而殊難遽判孰先孰后。作為一門復雜的人文社會科學，紅學研究迫切需要融入與科學主義之“精確學”相對應的“模糊學”（即加拿大學者M·格普達于1977年率先提出的“Fuzzy-ism”）。模糊學不是非科，而是現代科學發展的產物。在一定范圍內做不到精確定性的，模糊學或能更科學地捕捉復雜事物的非線性狀態。將其引入小說版本研究，便可在整體論的邏輯下，梳釐各版本系統之嬗遞關系。本書中的《〈紅樓夢〉版本“二元論”詮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與第二十二回寶黛釵謎詩為中心》《現存〈紅樓夢〉活字印本嬗遞考》《〈紅樓夢〉戩本之底本考論》等，就可歸于模糊方法的試驗之作。俗曰：智者少言，愚者強辯。是也非也，萬望大家不吝教正。

猶記得在癸巳仲秋，梅師挺秀先生贈我墨寶曰：“著述不易，傳世更難。紅學薪火，有賴后賢。”謹錄于此，與讀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