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藏的書籍里，墓志是其中的一大類。這也促使我想把安徽省出土的歷代墓志搜集整理一下，以便為地方史志學術研究，增加一批珍貴的文獻資料。

石質墓志是一種歷史文化遺物，也是歷史文獻中的一大類型，它與傳統的紙質文獻的不同之處在于，首先它不是用筆書寫在紙質材料上的，也不是用雕板刊刻、泥木活字印刷，乃至鉛活字排版和現代照相排版印刷的產品，而是通過人的手工制作的方式，在石板上或陶板上用鐫刻的辦法（也同時包括木質、瓷質、泥質、鐵質、鉛質等多種材質），把墓主人的籍貫、家世、生平行狀事跡與子孫及安葬地的詳細情況，用文字記錄下來，為后代的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寶貴的文獻史料。因此，墓志，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特色的“禮敬祖先”孝道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從地方志的角度說，也是最有鄉土文化特色與官府文化性質兼而有之的文化遺物。同時，墓志也是代表著中國書法不同書體，諸如隸書、篆書、魏碑、八分、真書等演變的珍貴實物，在我國已經擁有了將近二千年的歷史傳承。

我國最早的墓志，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產生，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如果從戰國時的文獻記載看，春秋時代宋國的桓氏曾經在石槨上刻字銘文，大概是為了記錄墓主人或者墓地位置，可以視為墓志的早期形態。有學者又根據戰國晚期的秦國（秦人）刑徒墓地岀土的瓦質銘刻文字，認為是墓志的起源。然而，我們從西漢與東漢將近四百年的時間長度里，至今沒有發現一件真正可以作為墓志的標本。由此來看，說春秋戰國與秦朝是墓志的起源階段，無疑都是一種想象上的放大。而漢代出現的諸多與墓志性質相似的銘刻文字，比如墨書木質、陶質買地券，鉛質鑄造買地券，漢代墓室畫像石上的大段石刻銘文，以及墓地上豎立的高大石碑上鐫刻著紀實文字等，都表明著三國時代以后墓志產生，也許還有一種可能。正是因為墓碑的出現，給漢代墓室的盜掘提供了地面上的指示與象征，后代社會吸取了歷史教訓，才會把有關墓主人的生平事跡，從地面變成了“藏之于幽室”。這一轉換，有著社會與時代的諸多因素，至于真正原因為何，尚待學術界的深入研究以給出真實的結論。

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從魏武帝曹操開始就提倡“薄葬”，與戰國時墨子的節約主張有類似相通之處。我們從亳州市的國保單位“曹氏家族墓群”的考古發現可知，東漢末年的墓葬，只有畫像石室、玉衣、玉剛卯、玉豬握、玉司南佩，以及其它可以代表著當時門閥貴族的印章等隨葬遺物。與三國曹操同時代的墓葬，如馬鞍山市雨山區發掘的東吳右軍師、左大司馬朱然墓里，僅出土有木質名刺“朱然再拜”。同時，在魏、吳二國的高層墓中，都沒有發現墓志，大約可以證明當時尚無正式的墓志產生。

在中國的兩晉時期，石質墓志開始出現，一直發展到民國，先后經歷了將近一千八百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時間長度，代表著中國社會在埋葬習俗上從中古到近代的發展變化。具體到安徽省的出土墓志，根據全省的考古發現，最早產生的時間是在東晉。馬鞍山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出土了東晉時期的“孟府君墓志”。比較有特點的是磚質墓志有四塊，志文相同而書體不一，是一種不太常有的現象；其次是隋代墓志，在合肥市與亳州市皆有出土；唐代與五代墓志，在全省各市縣出土較多。1985年，我在巢湖市伍家圩龜山附近挖掘過一座唐墓，出土了春秋時期伍子胥后人的“伍鈞墓志”。為此，我在《文物研究》的創刊號上發表過墓志考釋，在《考古》上發表了發掘簡報。此外，在安徽省博物院和全椒縣、淮南市、合肥市文物部門與博物館里，都有一些唐代石質墓志或拓本的收藏。至于宋代的墓志，出土數量更多，江南的南陵、青陽、歙縣；江淮之間的潛山、太湖、安慶、合肥市區、肥東、廬江、無為、含山、和縣、滁州、鳳陽、壽縣；皖北的淮北、潁上、宿州、泗縣、懷遠、蒙城、亳州等市縣都有出土。我還曾經專門在《東南文化》與《文物研究》上，發表過宋代宿州苗正倫墓志與無為胡士宗墓志考釋文章，鉤沉其歷史價值。而宋代的著名墓志，像合肥市出土的包拯家族墓志（七方，現藏省博物院）、兵部尚兵鐘離謹墓志、南陵縣出土的宋代書法家蔡卞所書墓志等，無論是在史料的豐富程度上，還是在書法藝術上，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元代墓志，在濉溪縣和亳州市都有發現；明清的墓志，除主要為石質外，還有陶質、磚質、木質和青花瓷板等多種，初步統計的結果，安徽省出土與國有博物館收藏的歷代墓志有140多塊，是一批價值很大的歷史人物的重要史料文獻，是研究“金石學”、考古學、歷史人物與地方史志的第一手資料。

安徽境內墓志的搜集與研究，是我一直關心的學術課題之一。做好這件工作，對歷史有益、對安徽省歷史文獻整理有益。我愿意貢獻出自己在這方面的儲備，以便于在墓志的合集框架上，早日完成安徽墓志的搜集、研究與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