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上高中時，有一篇作文被語文老師認可，他在班里讀，并表揚說：“這是一篇不錯的散文。”我當時感到過于夸獎，臉紅了。在我的心目中，楊朔的《荔枝蜜》，劉白羽的《長江三日》，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那才叫散文，我的作文咋能稱“散文”。 

1996年，我出了一本書《春潮集》，寄給我的好朋友，原《蚌埠報》社副刊編輯苗務寅老師，他在回信中說：“你寫的那篇《鳥兒的樂園》具有散文特色。”他還指點我說：“你當記者這些年，積累了不少散文素材，應該把它寫出來。”可是我還是沒有打破寫散文的神秘感，一直沒敢動筆。后來我看了好朋友肖云凱的散文集，對我啟發很大，他寫當年怎樣相親，他如何愛讀寓言童話，他的兒子成了“肖醫生”等等，寫的都是身邊的人和事，歷歷在目，親切可讀。我想，我也活了大半輩子，經歷的人和事也不少，不是也可以寫成散文嗎？ 

于是我動筆寫了第一篇散文《難忘那節胡蘿卜》，寫的是我14歲那年的春節，端著瓦盆到食堂排隊打飯，快要輪到給我打飯時，幾節胡蘿卜在鍋里漂浮著，我暗暗祈禱，希望炊事員能把這幾節胡蘿卜舀到我的盆里。誰知輪到我時，炊事員用飯勺在鍋里一攪，胡蘿卜消失得無影無蹤，給我打了一瓢清湯寡水。我頓時氣得小聲嘀咕著罵了一句，但還是被他聽到了。他操起搟面杖就朝我頭上打來，幸虧站在我旁邊的謝大娘抓住了他的胳膊，搟面杖才沒落到我的頭上。但他還是不依不饒，一腳把我的飯盆踢翻了，盆破湯撒，全家人連一口湯都沒喝上。這是我刻骨銘心的一件事，這篇文章是當年經歷的再現。文章發表后，受到了讀者的稱贊，我也受到了鼓舞。 

頭一腳踢開后，心中的往事像打開閘門的一江春水，奔流而出。我寫父愛如山，母愛如陽光，寫我的恩師，部隊的老首長……特別是我退休后，有了大把時間，想寫啥就寫啥，管它是不是散文。 

2006年，我剛退休，體力還不錯，我在離城30里的地方找了二畝地種。春種秋收，不僅收獲了蔬菜糧食，還收獲了快樂和健康，于是我寫了兩篇文章《感恩土地》《我的生態樂園》，被《新安晚報》和《每周文摘》采用。 

有一天夜里，我夢見了故去的父親，我摟著父親放聲大哭：“你上哪去了，我咋找不著你？”我被自己哭醒了，回想父親對我的疼愛，一樁樁往事浮現在眼前，思潮翻涌，再也睡不著了，立即下床，打開電腦，眼含熱淚，寫了《含淚的父愛》，也許是感情真摯，以情動人，被《新安晚報》采用后，又被《愛你》雜志轉載。 

最近，看到散文家梁衡的一篇文章《種一片新聞與文學的混交林》，他在文中說：“一個人好比一片土，這上面不應該只長一棵樹，新聞記者在寫新聞之余，應該寫一點與新聞相近的文體。”“在新聞與文學的混交生長中，雙方相得益彰”。看了他這篇文章，我有點后悔。40年前，我就開始寫新聞，如果從那時候就開始學著寫散文，不僅新聞會寫得出色些，散文也能寫出成就。 

不過我覺得現在寫散文也不算晚，因為我寫散文不再是為了爭名逐利，而是為了自娛自樂。通過寫散文，向故去的親人傾訴，和親朋好友談心，肯定走對的路，否定做錯的事，讓自己重活一回。為了學寫散文，我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讀散文，報刊上刊登的好散文我看，古今中外那些散文大家的好散文我讀，本市作者如李芳、聶學劍、石家友、劉紹義等人的散文，我讀著特別親切，如飲瓊漿，如食甘飴。 

如今我已寫了近百篇散文，我還要一直寫下去，因為豐子愷先生說過，人生可以看作三層樓，一層是物質生活，二層是精神生活，三層是靈魂。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是學術文藝，靈魂就是宗教。散文使我陶醉，使我快樂，提升了我生命的價值，讓我走上了二樓，邁向三樓，我把散文看作我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