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抽屜里，有百十來封發黃的退稿信靜靜地躺在那里。雖多次搬家，丟棄不少舊物，但這些退稿信卻一直珍藏，舍不得丟棄。這其中有些雜志都已停辦，更顯珍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退稿》，我在那篇短文里寫道：“在無聲的投稿退稿之中成長，在僥幸的發表概率之下磨煉，我最終擁有了一個勤奮、扎實、敢于失敗的心。” 

上個世紀80年代，詩壇掀起了一場中國自有新詩以來最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和所有熱愛詩歌的朋友們一樣，我迷上了詩歌。那時候，每每讀一首詩，在似懂非懂中被那些或靈動或激昂或憂傷的文字所吸引。猶如被一顆突如其來的石子擊起了漣漪，懵懵懂懂中，感覺到有一雙青筋畢露的大手，在拍擊我尚未成熟的胸膛。借用舒婷提及第一次接觸北島詩歌時說的一句話：“不啻受到一次八級地震”。 

那時，我也“創作”了不少詩歌，也壯著膽子多次給報刊雜志投稿。和現在投出去的稿子如石沉大海不同，那時只要你投稿，用或不用，基本上都能收到雜志社等的回信。信有鉛印的、油印的，也有手寫的。但最多的是油印，只需在“同志”前面空白處寫上作者的姓名，稿子就算完璧歸趙了。那個年代投稿算印刷品，只需在信封的右上角寫上“稿件”并剪去一角，連郵票都不用貼，就可以暢游全國。 

稿件一篇篇投出去了，等待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傳達室跑，在眾多的信件中尋找自己的信函。剛開始不懂，一看到寫有我名子的鼓鼓囊囊的信封，高興得不行，當場拆開，結果心涼了半截，是退稿。幾次這么一來，我明白了，收到鼓鼓囊囊的信肯定是退稿，收到薄薄的信，一定是用稿通知。 

投稿退稿，退稿投稿，在近乎絕望的時候，1987年秋，我在《詩刊》上看到一則消息，該雜志社全國青年詩歌學院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學費一年20元。我當時每月工資28元，但我沒有絲毫猶豫，認真填寫了個人資料，連同匯款一塊寄給《詩刊》社。不久，收到入學通知書，通知書上注明我的輔導老師叫王燕生，我的學號為006149。 

按照規定，學員每兩個月給輔導老師寄一次作業，每次只能交五首詩歌。輔導老師則對作業提出意見后寄回。我記得第一次收到回信時，那心情那心態無可用文字描述。但當我拆開信封后，感到很失望，一小片紙上只有一行字：王唯唯同學，作業收到，請再寄。王燕生。我的作業沒有隨信一起寄回。雖說失望，但我還是按照規定每兩月寄一次作業。在我寄出第6次作業不久，我收到王燕生老師的來信，很厚。打開一看，是我寄出的6次作業。急忙鋪開，哇，對每首習作，王老師用紅筆在寫得好的段落下面劃上紅線，有的還在旁邊寫一個“好”字，寫得不好的段落也不直接劃去，而是用藍筆在旁邊打個問號，并說出他的看法供我參考。看完之后，我心里陡升一片暖意，原本還有些灰冷的夜晚也柔美起來。 

1989年5月，我收到詩刊社的來信，通知我參加7月在湖南株洲市舉辦的改稿會。就是在那次改稿會上，我見到了王燕生老師。雖然一周的時間很短，但我還是從他在改稿會上即興創作并激情朗誦詩歌的時候，在他為感謝當地作協接待真誠豪飲的時候，在他深情地回溯往昔的時候，他在我們面前露出孩子般純真笑容的時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旺盛的生命力與對詩歌矢志不移的熱愛。著名女詩人舒婷說過：中國新詩的發展歷程，就是一代一代耕耘者無怨無悔奉獻的歷程。在這個寂寞的群體里，王燕生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編輯之一。 

1990年2月收到《詩刊》用稿通知，告知我的兩首詩將刊于第六期《詩刊》。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詩歌。這之后，我陸陸續續在《人民文學》《詩刊》《青年文學》《中國作家》等30多家報刊發表詩歌200余首。 

如今我早已不再寫詩了，現在寫的只是些散文、隨筆、游記，盼發表的期望也沒有當年那么強烈了，覺得為人處世雖應該有盼望，但過于執著會成為負擔。發不發表自有編輯慧眼定奪，自己把文章修改得盡量完美，就是盡心盡力了。如今，每坐在電腦前點擊郵箱投稿時，就想起當年投稿的日子，那種甜苦交糅實讓人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