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古代中國的婦女是卑微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曾說她們的頭上套著“四條極大的繩索”，在與男子遭受同樣的“政權、族權、神權”的壓迫之外，還多了一項“夫權”的壓迫。但舊中國的婦女又是偉大的，一以貫之的孝文化把她們推上了不容置疑的尊貴地位。二十四孝中，明確表述“孝母”的就有15例之多。通過對子女的教導，她們實現了地位訴求，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她們調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國之棟梁。 

2017年初，朋友給我們送來了一些他們搜集的有關樅陽文史的故事材料，希望我們能從中找出與時事有所關聯的題材，創作一個黃梅戲劇本。一則“陶母封鲊”的故事，映入了我們的眼簾。陶母即陶侃之母湛氏（一為“諶氏”，此依《世說新語》），與孟（子）母仉氏、歐（陽修）母鄭氏、岳（飛）母姚氏，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賢母”?！胺怊嚒庇肿鳌巴索嚒保f的是陶侃初入仕時，借職務之便，以當地特產的干魚孝敬母親。陶母收到后立即原封退回，并附書指責陶侃：“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這正是一則母親教育子女持正守恒、廉潔清明并為子女做出榜樣，營造清廉生態的典型事例。進一步研讀相關史料后，我們發現有關陶母湛氏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戴孝扶柩”“教子惜陰”“截發延賓”“贈子三土”等。這些故事雖然各不相關，但所體現的卻都是我國古代偉大女性所共有的堅韌與大義。我們覺得，表現一個母親對子女的塑造、家庭對忠臣良將的養成，或許更有意思。 

縱觀“四大賢母”，其偉大之所以被認知，皆因子女成就非凡。這就需要我們在表現她們的“不凡”之時，還必須同時顯現其子女的偉大。子女的偉大是“果”，母親的偉大是“因”，但這種“因果”往往卻并不在同一時空發生。尤其是子女一旦出仕，就是與母親及那一種曾經的教育的告別。也就是說，如果子女的偉大是“現在時”，母親對他的調教就是“過去時”；母親的調教是“現在時”，子女的成功就是“將來時”。戲劇結構最怕的就是主人公不在沖突現場。朋友之所以把這個故事放在他們搜集的材料中，是因為縣志上記載陶侃曾在樅陽做過縣令，其“讀書臺”、“洗墨池”和“惜陰亭”舊址至今尚在。他們當然希望這個戲的主要故事要發生在樅陽，發生在陶侃身上。為此，我們選擇了倒敘結構，讓陶侃在主動辭官后率子送母親靈柩回鄉。一方面打破了正常的戲劇時序；另一方面又恰好映射了其母當年戴孝送丈夫陶丹靈柩回鄉的情境，把人物行為的傳承性導引出來。當陶侃向子女們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其實也就展開了我們對陶母湛氏的講述。 

為此，我們把史料中的“函退”改成“面退”，讓陶母親自登門當面“退鲊”并教育陶侃。一方面表現了她對“小節”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時空的分離問題。使得盡管在兒子任上，盡管要表現子女作為，湛氏仍然處在事件的“當場”。“截發延賓”原本是陶侃入仕前，湛氏在家中為接待孩子的客人所作的義舉，我們也把它挪移到了陶侃的樅陽任上。由此，她給陶侃樹立的是待人以誠的榜樣。最后“贈子三土”，讓奉命出征的陶侃牢記根本，胸懷大義，清白做人。陶侃終其一生雖職務屢有變動，所處的境遇各有不同，但母親的影響卻從未缺席。尾聲又回到開場，陶侃在扶柩歸鄉途中溘然長逝，走完了他閃耀著母親精神光輝的壯烈一生。 

如果說，孟母三遷是一種純潔捍衛，歐母涂狄是一種志向培養，岳母刺字是一種使命弘揚的話；那么，陶母的這一系列行為就是一種理想人格的塑造，以身垂范。如此，社會便不缺良人，軍隊便不缺良將，國家便不缺良臣。從這個意義上說，女人便也不再是弱者，她們已然是社會精神和范式的締造者。誠如同時代官員范逵所言：“非此母不生此子?！泵魅藦埦派匾苍凇吨匦尢漳改褂洝分懈袊@：“世之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無人材可用？” 

試想，世間還有什么比為國育人，更見偉大的事業與人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