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喜陽、沈晏齊父子合作完成的《兩地書父子情》(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擺在案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初讀時的驚喜，已經漸漸被翻涌的沉思所替代，總想寫點什么，但又總是擱下了筆，千言萬語，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 

有人說，在所有的親子關系里，父子是最難相處的——天然的血脈傳承與實然的人性張力，構成一種無法簡單用倫理與秩序去考量的生命悖論。古今中外，在幾乎所有的人文敘事之中，父與子總是處于不同的文化維度甚至針鋒相對的文化沖突之中。就中國而言，幾千年的傳統宗族社會，基本的倫理范式遵循的一直是儒家傳統，“孝”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命題，最簡單粗暴的表達就是通過“三綱五常”所維系的政治體系、代際關系。在這種暗含等級差序的價值格局之下，父親作為一種威權符號，承載著“養不教，父之過”的角色使命，高高在上，常常令子女望而生畏。即便是在主張個人本位的西方價值體系里，父與子關系沒有中國社會倫理框架下的種種束縛，但似乎疏離感、緊張感、沖突感也在所難免，希臘神話里的“俄狄浦斯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父子沖突關系的隱喻。在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眼里，“父與子”幾乎成為“馴服與反抗”的另一種指稱。 

這種充滿對立感、緊張感的關系格局，顯然很難讓父子擁有一個相對和諧自然的相處模式。這一點，與母子關系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母親亦是作為代際傳承中的上一級“鏈條”而存在的，卻很容易與子女達成天然的情感維系。可在父與子的關系格局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失衡往往多于平衡，沖突往往勝過和諧，而且，父親似乎多是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在家庭事務乃至社會事務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決策權，不容置疑，不由分說，這可能也是造成成長中的子女生成潛在反抗情緒或反抗意識的根源。 

從這個角度看，沈晏齊是幸運的。擺在面前的這本《兩地書父子情》，是他的父親沈喜陽嘗試建構新型父子關系的一種努力。盡管“家書”“兩地書”這種體裁，古今中外并不鮮見，遠如諸葛亮《誡子書》，近如《曾國藩家書》，但基本上還是以尊者高高在上、誨汝諄諄的訓誡教育為主，而很少能夠做到在同一生命維度的對視，更遑論各自成為主體進入同一對話空間了。在這一點上，梁任公已經做得足夠好了，但遺憾的是，翻開感情真摯、語氣平和的《梁啟超家書》，能夠看到的依然只有一位“父親”在那里家長里短、語重心長，而對話的另一端則呈現出“主體缺席”的狀態。 

平等對話的前提是兩個話語主體的完全在場，尤其是處于話語權力相對弱勢的那一端。這種雙主體的“在場”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隱喻。就拿家庭教育來說，至少應該是有兩個主體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但很多家長卻往往以愛的名義，按照自己的理念甚至自己的愿望，去粗暴地干預、塑造乃至決定孩子成長的方向。在這種失衡的教育里，作為主體之一的孩子，經常是完全缺席或可有可無的，其最終的結果，或是成為父母的影子，或是成為父母的對立面。 

按照現代教育理念的主張，最好的教育，是讓孩子成為他自己。換句話說，家庭教育的兩個主體都應呈現“在場”的狀態。令人欣喜的是，翻讀《兩地書父子情》，這種場景幾乎無處不在。寫信交流雖然是父親沈喜陽的一番“良苦用心”，但他并沒有借此作為自我囈語的想象空間，而是以平視的眼光去看待對面的那一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兒子沈晏齊。在書中父子來往的每一封信件里，我們幾乎都能感知到這種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理解乃至彼此的接納。有時候，雙方的觀點并不一致，甚至也有沖突，比如在對待考研的方向、同學相處的方式等問題上，但最終彼此要求的不是對方的“勉為其難”，而是通過開誠布公、坦白無遺的交流、溝通去平衡彼此之間“觀念的水位”。 

讀完此書，或許有些人會說：沈晏齊是幸運的，有這樣一位學識淵博、舐犢情深的父親，與之平等以待、無障礙交流。其實反過來，我覺得作為父親的沈喜陽也是幸運的。他的幸運，不在于有機會可以在孩子成長的關鍵時期予以溫情陪伴、予以釋疑解惑，也不在于有能力處理好父與子這一天然緊張的親子關系，而在于在他毫無保留釋放出愛、釋放出人生經驗的歷程中，有人傾聽，有人欣賞，有人懂得。張愛玲曾經說過：“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是一句戀愛中男女的情話，但是若搬到親子關系中，似乎照樣適用。懂得，其實是比陪伴更好的禮物。正如李宗盛所言，很多父子，終其一生，都未曾彼此懂得。朱自清的名篇《背影》所寫的父子之情令人何其動容，但細讀之下，隱含其間的那種代際之間的隔膜疏離卻又彼此牽掛的情愫，又是令人何其感嘆！ 

人生就是一場遠行，有人陪伴，有人懂得，總勝過孤身天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將親子關系擺在一切社會關系的首位，并不為過，可即便如此，學會以平視的目光、平等的姿態去對待父母、子女，又似乎是一件并不輕松的事情。我想，在此過程中，如果每一個父母、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實現自我主體的在場，學會與同行人站在同一維度之上，溫情對視，平等對話，不驕不躁，互為“導師”，那么，像《兩地書父子情》中所展現的溫馨場景，或許會成為代際關系處理的一種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