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早晨，我從蚌埠百貨大樓往南走。郵電局大門緊閉，街面冷冷清清。街上也沒有問候考生、表達祝福的標語。

文科考點，就設在我上學的蚌埠二中，考場就在我們平時上課的教室隔壁。一切都是熟悉的。

老師也給我們吃了定心丸：我們這一屆經兩輪考試選拔出的三名在校生，被社會考生稱之為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當時的蚌埠二中各科最好的老師，給我們開了幾個月的小灶，我們是千里挑一的精英，只待策馬奔騰。

王群京、毛培鍵考理科，我一人獨闖文科。幾次摸底測試的成績，也證明了我們的確有沖刺的實力。

那天早晨，我匆匆起來洗漱，把涼饃插著筷子在爐子上烤了烤，就著開水吃兩口就走了。想早點趕到考場附近再看看書。我的眼睛余光瞟到父母還在呼呼大睡。他們喜歡打牌，昨晚又打到很晚。那時候家長養孩子的方式很粗放，他們不會對我參加高考大驚小怪，我也沒覺得有什么不正常。

上午的語文試卷有點簡單，作文題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我幾乎是提前一個小時做完并檢查好。可以提前半小時交卷的告知剛發出，我就第一個交卷，氣昂昂樂呵呵地走出考場。到校門口，年級組長金文章老師一巴掌打在我頭上，瞪圓大眼很生氣：誰叫你這么早交卷的？你可知道，考場里的一分鐘比金子還寶貴？他很少這樣生氣，嚇得我一吐舌頭跑了。下面幾場，我就老老實實等到打鈴交卷，再不敢提前……

當時，我渾然不知這次考試，標明了一個國家的拐點，千百萬個年輕人，將由此有了自己的人生轉折；我也不知道，這一天，竟有570多萬從農村、工廠、部隊走來的年輕人，還有我們這些以千分之五比例選拔出的、提前參加高考的在校生，懷揣著難得的名額和奮發的意氣，奔向全國的各個考場。

最終，27萬年輕人在第二年的春天，邁進了夢寐以求的大學校園。錄取率不足百分之五。說大學生是“天之驕子”，光看錄取比例就知沒有絲毫夸大。沒想到的是，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校生面對“老三屆”翹楚的完敗。全市排名靠前的最好的成績，都讓他們占據。王群京、毛培鍵還算給學校掙了面子，一個考到合工大，一個考進華中理工。我本科落榜，最后被蚌埠師專收留。

1977年12月的那次高考，我既沒感覺吃力，也沒有翻來覆去睡不著東想西想地煎熬。落榜的消息，是班主任康云峰老師跟我說的，他要刻意減輕話題的嚴肅性、壓迫感，下課時招招手，把我從教室里喊出，就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跟我說：我覺得你考得該不錯呀，怎么就落榜了，離線差幾分。他拍拍我的肩頭說，沒事沒事，權當練兵，明年再一鳴驚人。我頭腦一下蒙了，一片空白。這一蒙就蒙了幾十年。一種深刻的委屈和羞恥感扎下根來，心里全是荒草。我不知如何應對，心理更趨向極端。

兩年后，蚌埠師專畢業，我主動要求到淮北去，就是想遠離羞恥，同時也通過這種“流放”方式，好好處罰一下自己。寒暑假回蚌埠，決不見原先的二中同學和老師。我希望羞恥感能夠在我自設的真空里生銹、腐爛掉。

再回蚌埠二中，已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作為淮北一中管理團隊的成員，回訪兄弟學校，我代表淮北一中參加蚌埠二中的七十年校慶。和已任校長的我當年的數學老師孫立均，以及初中班主任盛老師合影時，還是隱隱地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羞恥，仍有痛感。或許在老師們的心中，那些事情早已過去，只是我活成了莫泊桑小說《項鏈》里的那個女人。

1978年開始的蚌埠師專生活，打開了我人生的第一頁。我希望高考的夢魘已經結束。

當年高考后班主任康老師來我家找我母親懇談，希望我能放棄蚌埠師專，來年繼續參考，一定能考個好學校，他確定無疑地勸說著。我娘委婉但堅決地回絕了。三個孩子下放農村，已經讓她精疲力盡，她和父親也決定早早退休，以便大哥、二哥能夠回城頂替。好不容易老四不用下放了，畢業后就可以上班，再不要操心，怎會放棄？今天看，這些都是表面。實則是我再不愿回到那個環境里，帶著贖罪的心理去沖刺第二年的高考。我連我娘我爹給我取的名字“馬巍巍”都能自己做主改成“馬曉林”，我要再去參加1978年應屆生高考，我娘如何能夠攔住我？從此之后，我厭惡并拒絕參加一切選拔性的考試。死守著一張破舊的蚌埠師專文憑，看著自己一步一步地爬，看看究竟能夠爬多遠。我至今想不起當年的本科錄取線是多少，我的高考成績究竟差多少，哪一門出了毛病。我甚至認為那天早晨父母呼呼大睡、壓根不關心我的高考，是對我無所謂的鐵證。深刻于內心的苦痛，想要通過分解、推卸來減輕痛楚。

2020年的高考，又將是一次載入史冊的重要考試。新冠疫情把世界攪得魂不守舍，而我們的高考照常進行，考場里也第一次安裝了空調。我依然認為，它仍將是千百萬學子的人生大轉折。

轉向何處，其實是靠我們自己；高考的結果，只是一個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