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父親捧出一個粗劣的相框，里面放著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笑瞇瞇的，戴著個雷鋒帽。他跟照片里一樣笑著，說：“一生搬了四次家，這是最后一次了。照片也準備好了，免得到時候拍個沒表情的照片，瘆人。”

搬了四次？我狐疑地看著他，轉而就明白了，他說的是生死之事，真正的遷徙其實只有兩次。父親1939年生于水村，雖然只是皖東南的一個小村，新中國的成立還是很快影響到這里的生活。1949年之前的歲月里，祖母準備著兩個米缸，每一次都量最少的米，再從“最少”里忍痛抓出幾粒，放在另一個米缸里。這個儲米缸，救過一家人的性命。祖母去世了，那個米缸還在，我側耳傾聽，仿佛依然可以聽見空曠中沙沙的米落聲。

1949年后，日子好起來，起碼飯是夠吃了。但是幾年后，19歲的父親還是完成了他人生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遷徙：來到灣村。說是為了贍養他孤寡的外祖母，其實是因為家里再次艱難起來：祖母生了六個孩子，他們的食量與日俱增，而田地沒有增加；并且，兩三個都即將面臨成家立業的大事。而灣村的外祖母，有個堪稱豪宅的周家大屋，父親去那里，吃固然不愁，娶親也不在話下。

父親的外祖母我稱“老太”，她是個能干、倔強的老人。她的丈夫排行老三，他的兄弟除了一個因為投身革命定居北京外，其余四個或死于日本人的炮彈，或死于亂世的腐朽。老太的丈夫在漢口乘船回家時，被日本人的炮彈擊中。老太沒有兒子，自己又是小腳，家族男性零丁，也就沒有去收尸了。偌大的屋，僅有她自己形影相吊。

老太很快為我的父親講了一門親事。我的母親是所有族人都滿意的，祖母一輩子都稱她“大嫂”，不曾直呼其名。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們，很幸運地出生在這個山清水秀的村莊。這里三面山一面水，山上有花有果有獾有兔，還有適合模擬戰爭和武俠尋寶的石洞。山下是地，地里種有芝麻、棉花、土豆、花生、紅薯。村前的楓河，那是遠方和詩歌，水光盈天，漁歌唱晚。楓河的臂彎里，是一大片稻香馥郁的良田，金黃如海，白鷺翱翔。

即便如此豐饒，1975年出生的我，還是嘗過饑餓的滋味。每年稍微長一點的假期，我都要一個人走過長長的田路、山路、水路，去我的外婆家打秋風。到我弟弟妹妹時，分田分產到戶，糧食終于夠吃了，但我們卻再次落后了，這幢“豪宅”被拔地而起的小洋樓睥睨著，顯出可笑的老氣來——改革開放開始了。在農村首先表現為外出打工，我們那兒叫“搞副業”。這些房子和他們帶回來的雙卡錄音機、電視機以及漂亮的裙子，都是“搞副業”的結果。

父親不為所動，說莊稼人不種田弄這個，是不務正業，“要出亂子的！”很遺憾，父親這次沒有“遷徙”，沒能在身強力壯時，享受開放的福利，為自己掙得一份家業。這是導致他再次遷徙的主要原因——破落的大屋，簡直就是父親自閉的象征。落后不受尊敬是必然的，他的敏感讓他更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覺得所有人都對他有敵意，都在嘲笑他，這種自卑逼迫他再次遷徙。這是2004年，他已經65歲了，距離他來到灣村已經40多年，老太已經去世15年。這年我28歲，已經在小城銅陵上班。

這次遷徙是我促成的。一是因為父親過得不開心，二是由于我二叔的三個兒子都要成家立業，祖屋不夠住，打算賣掉到后山蓋新樓。父親怕擔當罵名，便問起了自己漂在他鄉的大哥。父親和母親都猶豫著，三個孩子上學僅靠農業支撐著，他們已經累得像收割后的稻田，根本沒有積蓄搬遷、造屋。那時候我已經畢業分配在企業，雖然遭遇了改制，但離崗后的舞臺并不小，那幾年的生意也好做。我把幾年的積蓄都給了母親，母親下決心：回來！

回來這些年，父親是快樂的。有一次，我到田野里催他回來吃飯，看見他牽著牛，在碧草芳菲的田野里，在欲滴的綠意中，唱著年輕時的山歌：“小曲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交好的心思兩人都有，誰也害臊難開口，啊，難開口……”我笑著回去了。

看看父親手里的相框，我說：“這個你先收起來，日子這么好，活他一百多歲沒問題。”

父親笑了，說：“這次你不同意，那我暫時不搬了。”

侄兒跑過來，遞上一根棒棒糖，認真地說：“我們家許多棒棒糖哦，你搬走，就沒有糖吃哦！”他的表情嚴肅極了。我們都大笑起來，他不明所以，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