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早晨，在微信公眾號上讀到“何家慶走了”消息。當時心頭為之一震。他年齡比我小一大截，怎么突然就去了呢？原來，他身患癌癥，曾暈倒在潛山“栝樓扶貧”路上，未及三個月即在肥遽世。

我與何家慶并不熟，雖同在一所院校，從無交集，我在漢語所編詞典，他那時在生物系當實驗員，高校是“隔系如隔山”的。但在四十年前，我就知道生物系有個“怪怪的人”，叫何家慶。原來我們每次到教工食堂打飯，總能時不時碰到兩個人。一位是外語系70多歲的矮胖的潘蒲遷教授（曾是金陵女大高材生，留美，獲英美文學、生物學雙學位，獨身）：她出門都要化妝一下，即使到食堂打飯也不例外——穿一身花哨考究的衣衫，步履優雅而緩慢，手提高檔講究的多層飯盒。從她身旁經過，立刻就可聞到一股“香奈兒”的奇香。另一位則是清瘦身材、個子很高、面孔黝黑，見到熟人與他招呼，張口就露出一排整齊的白牙——“喏，這不就是何家慶！”他那時大概30多歲，終年一身上世紀70年代流行的藍色滌卡中山裝——而且是穿了較久，洗得掉顏色、近乎發出蔚藍色的微光。一個大號搪瓷盆夾在腋下，大步流星。在去飯廳的路上，年輕儉樸的實驗員與洋氣的潘蒲遷教授的做派，形成鮮明的對比。“校園故事”演繹這道風景，常常幽默地稱為“香水教授”和“黑白牙膏”。今天80歲左右的老安大人，應該都知道當年這兩個人在校園里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真正與何家慶相識是1992年4月，而且給我留下的是永遠抹不去的印象。

1992年春，我們漢語所組織一次徽州文化考察，與我同行的有何慶善、劉秉錚、崔思棣、胡益民、徐成志五位老師。4月6日從合肥出發，第一站是績溪縣。中午我們一行六人，準備在縣城一家不起眼的小飯館吃飯。同行的崔思棣突然提議：我們請何家慶來一道用餐吧。他與何很熟，知道他在這里掛職任科技副縣長已經一年多了。電話打到縣委，不大一會，何家慶來了，上身仍然穿的是他不變的標配滌卡中山裝，下身好像穿的是大半新的勞動布褲子。寒暄幾句后，大家問了他在此工作情況。他話不多，簡單聊了他在抓績溪蠶種選擇及桑樹栽培（績溪縣有好幾家絲綢廠，縣里有意要發展這一特色產業）方面的工作，這也是他的學術專長。此外，就是他還抽時間調查績溪植物分布與采集標本。

飯后，他從中山裝右口袋里掏出兩張十塊錢要付飯費，我們都一齊笑了。他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時顯得很尷尬。崔思棣開玩笑地說道：錢收回，績溪是貧困縣，我們給你這個寒酸縣長扶貧！我們萬萬沒有料到，何家慶這時又從上衣左袋里掏出一包牙簽，分成六小袋，每人送了十幾根牙簽，非常平靜地說：“這是我送你們的小禮物，很實用，也算我的一點心意……”

這是我一生接受到的最低廉的禮物，也是一位大學老師、掛職副縣長二十多年前在餐桌上鄭重送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禮物”！我之所以在文前說他“給我留下的是永遠抹不去的印象”，原因即在此。現在想來，何家慶在來與我們見面之前，就已經做了準備，飯后要送我們每人一袋牙簽，這就是何家慶一貫的本色，這也是何家慶不同常人之處！今天按常人思維，當年他的這一舉動，似乎是天方夜譚，但它卻真真實實地發生在1992年4月6日績溪縣城的餐桌上。世事無常，當年聚會的何慶善、劉秉錚、崔思棣、胡益民四位先生都已作古，好在徐成志教授還健在，他可以為我作證，我沒有一句虛言。

如今何家慶教授也歸道山，誠如東坡所言：“故人已為土，衰鬢亦驚秋。”老眼昏花，特撰寫小文。并以嵌名聯作結，雖不工，權作心香一瓣，寄托哀思，悼念何家慶教授：

家國情懷，掛念天下貧困戶。

慶逢盛世，世間少有好心人。（縮略圖：丁玎/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