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其實不姓陶，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儲朝暉的外號。他17歲迷上陶行知，開始研究陶行知，并決心像陶行知一樣“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最終成為權威的陶行知研究專家和陶行知教育理念最忠實的傳承人。

不過，儲朝暉成為“陶先生”，卻是事出偶然。他1981年考入徽州師專，學的是物理專業。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云涌之時。全國政協召開了陶行知誕辰90周年紀念會，同時舉辦了陶行知生平事跡巡回展覽，這個展覽最后還到了陶行知的家鄉安徽徽州地區。那天，儲朝暉約了幾個同學去觀看，一接觸到陶行知的事跡，便有如觸了電。他在學校接受的大多是“填鴨式”的知識灌輸，不僅枯燥，而且讓人感到壓抑，現在突然發現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教學做合一”，非常鮮活，竟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1982年暑假期間，他沒有回家，登上了開往歙縣的汽車，在歙縣古城小北街找到了陶行知當年讀書的崇一學堂舊址——正在籌備中的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他成了第一個自費到陶館閱讀陶行知生前文稿、專著及有關資料的年輕人。他在崇一學堂一呆便是40多天，夜里就在門廳的地板上臨時搭個鋪睡覺，一直住到身上只剩下夠買一張回程車票的錢了，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也就從那時起，陶行知倡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和他的“教育是從愛里產生出來的”理念，就在儲朝暉心中生根發芽。

回到學校，儲朝暉做了兩件事，先是辦了個“教科園地”廣播節目，向同學們介紹教育科學的有關知識；再就是成立了“教育科學研究協會”，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他就會組織大家出去做社會調查。他自己則一連跑了十多家工廠，去了解企業對教育的需求。他發現許多職工連小學的文化程度都沒有，于是，動員了五位同學，去徽州飯店、徽州染織廠，義務開辦起職工文化補習班，并在備課上下了一番功夫，將枯燥的教材講得生動有趣，講得很接地氣。很快前來學習文化的工人，從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工會主席更是帶頭每課必到。

深入工廠只是牛刀小試。自1984年起，儲朝暉就利用寒暑假組織人到本省七個縣的農村開展調查，他一個人就先后跑了太平、黟縣、石臺三個縣。當時，縣城到鄉鎮一天只有一班車，下去后就只能靠步行了，晚上也只能睡學校的門板或是地板。

儲朝暉效仿陶行知做社會調查與教育實踐的故事，在安徽教育界不脛而走，等到大學畢業，省教育廳竟破例地為他下了一個文，將他直接分配到陶行知紀念館。

這時，已經開館一年的陶館，收集到的有關文獻資料已經很豐富了，他開始如饑似渴地鉆研起來。他仔細閱讀了6卷本湖南版的《陶行知全集》，竟發現有400多處錯誤，他將自己校正后的文字材料寄給安徽省陶行知研究會，這讓陶行知研究會的老前輩甚感意外。他們將這份材料寄給了陶行知之子陶曉光，陶曉光看了也是吃驚不小，《陶行知全集》竟然出現了這么多的錯誤，于是進一步想到，除文稿上的這些差錯外，這套“全集”會不會仍有珍貴的遺作沒有收進來呢？1988年7月初的一天，24歲的儲朝暉突然接到借調令，從黃山腳下趕往北京，他此行的任務就是到北京各大圖書館，去查找陶行知可能被遺漏的文稿。他在保留教育類書刊較完整的中央教科所圖書館里，就找出了幾十篇；以后又去了首都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和北師大圖書館。當最后確定重新編纂《陶行知全集》時，他便繼續跑了上海、南京、重慶、成都、武漢等地的圖書館，就是說，可以想到的一切地方都跑到了。從1911年的報刊一直翻到1949年，凡是涉及到教育的，他都格外地留心。只是由于年代的久遠，許多報刊已發黃變軟，字跡也變得模糊不清，特別是到了抗戰時期，有的報刊雜志連油墨都沒調勻。記得當時找到一篇《老百姓報》上陶行知的短文，主編是李敷仁，字跡辨認不清，他只好拿著復印件千方百計去找李敷仁的女兒李荷力，在李荷力的幫助下花了個把月才算認清全文。后來，陶行知當年的一些學生聽說儲朝暉在做這件事，也都主動地為他指點迷津。安徽省委原書記劉季平就曾是陶行知的學生，他甚至把儲朝暉邀請到家里，給他講了陶行知當年的許多故事。

在大家的幫助下，后來收集到的有關陶行知的各種文獻資料，竟堆滿了一間二十多平米的資料室。為了確保陶行知文稿的精準無誤，他每篇文章、每個字，都要認真地考證、核實、校正。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長達1500多天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埋在故紙堆里，終因用眼過度，視力從1.3降到了0.7，最后導致視網膜脫落。終于，12卷800多萬字的《陶行知全集》，于1991年10月18日，趕在陶行知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召開之前面世了。

從那以后，被人們尊稱為“陶先生”的儲朝暉，不僅潛心于對陶行知原著的研讀，更是以陶行知為榜樣做人做事，積極參與地方上的教育改進實踐，撰寫出一系列“教育評辨”專著，并在大量社會調查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體系。雖然他也在教育管理、教育經濟、教育政策與法律、教育心理、教育技術和教育史等領域都涉足過，但他并不局限于這些教育的分科研究，而是以問題為導向，將研究的核心放在“人”這樣一個大的視野中。他給這種研究取了個“集成人學”的名稱，就是將古今中外所有研究人的學科的內容與方法，集成到一起，來研究人的成長與發展。到了2014年，他對教育的調查和研究就已經進入了忘我的境界，陸續發表了360多篇重要的論文與評論，撰寫了《中國教育再造》《以人為本的教育轉型》《重建教育生態》《教育改革行知錄》《中國大學精神的歷史與省思》《陶行知畫傳》等多達450萬字的教育專著，成為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新華社、《光明日報》等多家媒體專家委員會委員，集中全部精力推動自己認準了的教育改進和第三方教育評價。

　　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全國各地奔波，每年都會在基層做調查，搞講座，就是希望以自己的綿薄之力推動一線教育的變革，解決各種教育問題，推動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他對中國教育改革的前景是樂觀的，相信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