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校園侵權案件都牽動著無數人的心。兩年前的校園欺凌如今對簿公堂，一所學校、六個家庭，經法官三個月的耐心調解，最終化解紛爭。

“我家孩子在學校被霸凌，抑郁到住院治療，那些欺負同學的小孩卻還能正常上學，像話嗎？”

“校方調解了很多次，雙方都不滿意，我們也很為難。”

“幾年前的事情說是我們家孩子干的，你有什么證據！”

這是一起校園侵權案件調解現場的畫面。

校園霸凌維權無果 

受傷學子憤然訴訟

2018年，小張與同學小劉、小陳等人追逐玩耍時，被小劉等人傷害。就醫后，小張告訴自己的媽媽，自己在學校受到了同學的各種“欺凌”和“侮辱”。此時小張的精神和心理已經受到了“校園霸凌”的影響，情緒不穩定、焦慮、緊張、發脾氣、敏感并有自殘情形，經醫生診斷為重度焦慮、抑郁。

經過一年治療，小張重返校園，但精神不佳、學習興趣減弱，時而復發。小張媽媽多次向校方、教育主管部門、派出所等尋求幫助，可此事始終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方案，也未得到小劉、小陳等人的道歉和賠償。氣憤之下，2020年5月，小張起訴了其就讀的中學，要求賠償。

尖銳矛盾如何化解

有效溝通抽絲剝繭

“這個案件比較特殊，涉及未成年人，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較多，你在基層下派過，有一定的溝通技巧，交給你，無論判決還是調解，都要耐心、細致地做好安撫工作……”從濱湖法庭庭長楊芳手中接過案件，承辦人于圣云深知話中之意。

此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尤其是小張所述損害系精神方面，無法像其他器質性損傷的侵權案件，通過司法鑒定為裁判提供依據；小張又生活在單親家庭，本就處于青春期、叛逆期，加之患上焦慮、抑郁，有自殘行為，他的媽媽亦是身陷痛苦，無法自拔；且事過兩年，小張媽媽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為孩子“討要公道”，既未換來賠償亦無任何道歉，矛盾之大，積怨之深，可想而知。

拿到案件后，于圣云首先向校方送達了訴訟材料，并約見了校方負責人，校方表達了“苦不堪言”的處理過程：到派出所接受詢問、向教育局匯報、提出調解方案不被接受等等。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校方一直很重視也很配合，可是大家都不滿意。聯系完校方后，于圣云又約見了小張和他的媽媽，對兩人分別進行了溝通、談話，認真聽取兩人的心聲并適時疏導。

多方侵權追加被告

解紛過程一波三折

考慮到小張家庭與校方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于圣云特別安排了校方律師與小張的母親見面。在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后，該案由校方申請，且經過小張媽媽同意后，追加了其他五位涉事的未成年人及其各自法定代理人為共同被告。

追加五個被告，送達本就不易，更不用說組織調解。于圣云多次組織上門送達、并通過電話給五個被告做思想工作。可幾位家長對此并不買賬，“多久的事了，我們不知情，憑什么讓我們賠錢。”“孩子已經畢業了，原告既然起訴了，法院該怎么判怎么判……”

面對眾家長的不理解和情緒化，于圣云也曾想過放棄調解，直接走司法程序開庭判決，但內心總有一個聲音告訴她：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及隱私保護，須慎之又慎，調解是最好的方式，縱然難度和工作量是最大的，卻有著判決無法比擬的社會效果。

“父母面對困境時的情緒和態度會對孩子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孩子們心智不成熟，更多時候是在模仿大人做事。希望您能夠換位思考，心平氣和地把問題解決，也給孩子們樹立一個好榜樣。”于圣云無數次地拿起電話，耐心地向五名家長做著解釋說明。

然而案件進展十分不順利。小張的媽媽對調解方案反復修改，躊躇不定；小劉媽媽最初同意，調解中途突然反悔并且不接電話，拒絕溝通；調解過程中小張情緒失控，調解中止……整個調解過程一波三折。溝通電話數不清打了多少個，當面交流也數不清進行了多少次。三個月里，于圣云卯足了勁，不斷給自己做心里建設，結合小張提供的證據，充分向小張釋法析理，告知其應承擔的舉證責任及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與校方負責人及所聘律師積極聯系，溝通調解方案；對其他五被告法定代理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功夫不負有心人，真誠的付出換來了所有當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六被告均同意賠償原告相應損失并當庭履行。

2020年8月26日，最后一名被告小王的父親在調解筆錄上簽字，小張訴合肥某中學等六被告的校園侵權案件終以調解結案。

作為專門審理校園侵權案件的濱湖法庭，今年以來，在確保其他案件快審快結的同時，該庭積極妥善審理校園侵權案件。截至10月22日，濱湖法庭共受理校園侵權案件5件，均為調解結案。正是各位承辦人牢記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和合法權益的使命，通過不懈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成功化干戈為玉帛，妥善化解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