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雷震是開國將軍。我家姐弟九個，七個人的名字都是爸爸給起的。我們的名字就好像一扇通向父輩人生幽徑的門，它會帶著我們走進歷史的深處。

我出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因為渴望祖國早一天和平安寧吧，我又是誕生在延安，所以爸爸就給我取了個“雷延平”的名字。我是老大，老二出生那一年抗戰結束，取名叫“雷光復”；老三出生正趕上東北全境解放，就叫“雷勝利”；老四恰巧生在開國大典那一天，便叫“雷國慶”；老五生下時，父親移師武漢，取名“雷漢口”；老六生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誕生的頭一年，得名“雷新建”；老七出世那年，正好頒布了治國大法，因此就叫“雷立憲”。只有老八的名字是母親起的，起了個沒有時政色彩的雷琳；老九生下來一直被叫著“九九”，九九長大后認為爸爸叫雷震，她就自己給自己取了個雷鳴的名。

我們打小就隨著爸爸轉戰南北，居無定所，記憶之中，好像壓根兒就對“家鄉”二字沒有印象。直到爸爸卸去了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職務，離休后選擇在湖北武漢市定居下來，才知道我們的老家就在離武漢不遠的黃陂。正因為黃陂離武漢很近，這以后便不斷有老家的人找上門。爸爸對家鄉人的熱情常讓我吃驚。吃飯要讓他們先吃，大魚大肉都是用盆子來裝；回去的時候，從來就沒讓他們空過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不算，爸爸還會問他們還缺點啥，有的親戚就指著臥室的床單說好漂亮，爸爸于是便要媽媽立刻上街去買。他們說就看中家里的這一床了，接著就把床單揭走了；有的望著廚房的灶臺，說他們家的鍋壞了，爸爸干脆就讓他們把家里的那口鍋拎走了。我看了很生氣，覺得家鄉的人太過份，怎么可以這樣呢？爸爸卻反而批評我，說黃陂是個革命老區，那兒的鄉親們現在生活上還比較困難，要理解他們，我們能幫點就幫點，盡力讓他們也過得好一些。爸爸一生為自己的事從不求人，可為了家鄉的建設，卻沒少給北京的老戰友們去信，想方設法為家鄉批化肥，批拖拉機，批來專項資金為家鄉發展經濟。特別是每年到了桃子上市的時候，爸爸總會買回來好多好多的桃子，因為那是家鄉的桃子。其實，家鄉的桃子又小又酸，我們根本不愛吃，他卻帶頭吃得津津有味。我知道，爸爸其實是在用這樣一種方式幫助家鄉的群眾解決困難。

我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不少人問我后來為什么選擇了律師的職業，說到底，這還是受到爸爸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就是，應該去為群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別看爸爸對老家的親戚出手大方，平日對我們卻顯得十分吝嗇。有時看到同學們穿得花枝招展，我打心眼里羨慕，因為，我們的衣服很少是買來的，幾乎全是媽媽自己裁剪、自己縫制的。而且，一條褲子，我穿得不能穿了就給老二穿，老二也穿不上了，就在前面剪個小便口傳給弟弟穿。總之，在我的印象中，我們的毛衣、衣褲和毛背心，也都是媽媽親手織的。媽媽說，當年在延安時，她還親手紡過線；毛主席給爸爸他們上課時，還穿著打了補丁的褲子呢。我們說現在已經不是在延安了，爸爸聽了眼一瞪，說：“現在誰也不用再穿打補丁的衣服了，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但無論到了啥時候，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精神也不能丟！”

爸爸對“外人”的熱情和對我們的“冷酷”，讓我很不理解，我曾問媽媽：“爸爸是不是不喜歡我們啊？”媽媽說：“你太不理解你爸爸了，他非常愛你們。”然后就給講起了我小時候在延安的故事。有一次我發高燒，爸爸正在抗大學習，聽說我病了，忙請假回來看我。發現我病情很危急，趕緊用棉被將我包起來，用繩子捆在背上就往中央醫院趕。12月的延安，天氣十分寒冷，他卷起褲腳過延河時，刺骨的河水把他的一雙腳凍得失去了知覺，腿肚子上還激起了一個鵝蛋大的包，后來這個包很長時間也沒有消褪。看完病把我往回背的一路上，見我沒有一點動靜，原認為可能活不成了，沒想到回到窯洞打開一看，見我出了一身大汗，竟然燒也退了病也好了，可把爸爸高興壞了。我生下來媽媽的奶水不夠，成天哭個不停，當時申請組織上批點牛奶，要找胡耀邦親自簽字才行，于是，爸爸簽來字，天天端著個洋瓷碗跑上十多里路去為我取牛奶。我無法想象，一個九死一生從雪山草地走到延安的紅軍指揮員，背著我去淌延河的水，端著瓷碗去給我取牛奶會是個什么樣子？從此，我深信爸爸是愛我們的，只是爸爸的愛就像陳年的老酒，表面不可能會看出什么，卻是醇厚而又濃烈的。

爸爸對我們十分嚴格，有時嚴厲得近乎“絕情”。他從不允許我們坐他的專車。甚至，怕我們私自用車，他竟能戴上老花眼鏡，拿著筆和小本子，鉆到駕駛室去抄里程表。記得有一次，老九從北京回來，帶來了很多爸爸最愛吃的水蜜桃。她正懷著孕，挺著個大肚子，從武昌火車站下車后，考慮帶的東西多，回到漢口的家還有一段不近的路程，就想讓爸爸的車來接一下。她不敢給爸爸打電話，就把電話打給了媽媽。這可難壞了媽媽，因為這是爸爸絕對不會允許的事。不去接站吧，媽媽又不放心，百般無奈，只好跟司機小張“勾結”，佯稱干休所通知去拿文件，并一再交待，接了老九千萬不能將車停在家門口，這一段路必須走著回來。

爸爸生前給我們立下過不少家規。比如，保姆楊阿姨在我們家前后干了二十多年，爸爸待她像自己的親人，我們在外工作過年過節回家，要求我們一定得給楊阿姨帶些禮物。比如，家里雖有了楊阿姨在料理，但我們各人的衣服一律要自己洗；還規定我們必須輪流到廚房去幫廚，摘菜、洗菜、擺碗筷，從來都是我們去干。不準搞特殊化，不得有嬌驕二氣。爸爸從來就沒找過關系安排我們的工作。大弟雷勝利在渭南當兵復員時，很想回到武漢，按照政策的規定他也是可以回武漢的。爸爸卻硬要他支援邊疆，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最后被分配到內蒙古一個軍工廠。但是，爸爸卻主動把楊阿姨的三個兒子先后送進部隊，復員時工作全都安排在武漢。

我在上海上大學時，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因為穿得極其樸素，直到大學畢業都沒誰知道我是將門之后。愛人朱延生，也是在延安出生的，雖然也是在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中長大的，他卻經常穿著打了補丁的褲子走在繁華的南京路上。也正是這一點，讓我相中了他，覺得他這人很實在，感到可靠。只是想不到他也太不講究了，第一次來到我家時，竟依然穿著那雙很舊很舊的解放鞋，顯得太過寒酸。出乎意料的是，爸爸見了居然十分滿意，兩人談得相當投機。

如今，爸爸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他和他們那代人為自己的理想奮斗了一生，也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因此，也注定我們勢必將走出與父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不過我堅信，變化了的時代，總會有一些不應該變的東西。二十多年的風雨足以銷蝕許多往事，但爸爸的有些故事卻是刻骨銘心，讓我們彌久難忘。特別是，爸爸給我們留下的他在1955年榮獲的一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章和一級解放勛章，以及1988年榮獲的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父親戎馬一生，為中國武裝力量的創建和發展，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所做出的重大貢獻的證明。無疑，它是我們的傳家寶。當然，它又不僅只是屬于我們幾個子女，它更是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父親在軍隊工作和戰斗了一輩子，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是中國軍人最高的榮譽殿堂，因此，我們于今年春天毅然決定將爸爸的四枚勛章，贈給了軍事博物館。我們認為那兒才是它們最好的歸宿。我們相信，父親的榮譽在那，父親的精神在那，無數革命先烈的魂魄都在那！

我們為父輩的不朽業績而自豪，同時，我們也知道，我們需要繼承的不光是父輩的血脈。

作者簡介：雷延平，1944年出生在延安，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1984年從事律師職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