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網上有篇熱文,大意是,財務自由,你在哪一等級?
文章說,財務自由,是分等級的。最低等是菜市自由,就是到了菜市場,想買什么菜就買什么菜,才上市的香椿,突然飛漲的蒜子,抑或舶來的蘆筍,都不帶問價的。再朝上呢,是餐廳自由,想下哪個館子就下哪個館子,不用考慮要招待的客人什么身份,有沒有利用價值,又或者連來客人都不用,想吃什么就直接去,當然,看菜單也只看左邊而不看右邊。
總之,所謂自由,就是不看價,循著這一標準,還有車厘子自由、旅行自由、擇校自由,辭職還是上班的自由、醫療自由、房子自由,最后一層是國籍自由。
看了這個文章,我也和大家一樣代入了一下,想著自己怎么著也不算最底層了,那就從上朝下捋吧。
先看第一個“國籍自由”,心里說了聲“過”,別說我,就是那些家底不知道比我厚多少的人,都不敢說自己能有這個自由。倒不是移民的費用,中國一二線的居民賣上一兩套房子足夠了,但問題是,你到了國外怎么辦?華人就業機會少,混吃等死嗎?最近還老聽說美國治安也不怎么樣,席越老師就有篇雄文,告誡大家不要把在國內深夜擼串的安全感帶到國外去。
總之,改變國籍,是個綜合問題,人活在世,既要安全感,又要歸宿感,這就需要很多很多錢、能把這所有的問題都搞定的錢,不是孤注一擲地砸上幾百萬就能一勞永逸的。
至于說住房自由,也得看這自由怎么說。不看價的自由,估計沒幾個人有,也是不必有的自由。我一直希望能買個五百萬的房子,就我的收入而言,這很不容易,我有個朋友年入幾百萬,仿佛是可以有這種自由的,但她告訴我,她想買的房子六千萬,我想象中的自由瞬間被這個無比龐大的數字擊碎了。
那么僅僅是居者有其屋的自由呢?看上去大多數人都能達到,連我一個大專畢業剛剛進城的小親戚,也能在父母的資助下,付個首付,買個還說得過去的三居室。然而,他買的時候是自由的,買完以后就沒那么自由了,每月三千多的房貸,要還上三十年,以他目前三四千的收入,以后還要結婚生孩子,不穩扎穩打精打細算,是無法過下去的。原本的緩沖地帶被擠壓了,他是以擠壓其他自由的代價,換取這買房的自由的,也算不得真自由。
至于醫療自由,就更不用說了,這些年因病致窮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農村是這樣,城市里的互聯網精英也逃不了,雖然說有重疾險,但這類保險里似乎也有很多彎彎繞,反正想得到保障沒那么容易。
還有擇校自由,就更難了,以我現在的情況代入一下,本市最好的小學和中學在老城區的市中心,老市委宿舍旁邊,我要想讓娃上那兩所學校,首先我要在旁邊有個房子,而旁邊的房子即便是位于六樓頂樓沒電梯的老破小,也要兩萬出頭。前幾年開過一個新盤,當時就是兩萬五起,最近二手房飆到了四萬多,前幾天出了一套房叫價五萬多,八十多平米就要四百多萬,跟稍稍偏遠點的別墅一個價錢了。
有了房子還不行,那里離我和我老公上班的地方很遠,如若兩個人都披星戴月地去上班,早出晚歸,孩子中飯晚飯都沒人管,就得有個人辭職,像我這樣能在家里工作的還好,換成必須上班的,那就是一項很大的損失,一般人恐怕沒有勇氣嘗試。
如果真的不考慮擇校這件事,也就自由了,但是,在當下,你敢不考慮嗎?我相信所有緊張兮兮的父母心中都出現過這樣的幻景,孩子淪落到最底層,被各路人馬欺負……所以,解決擇校問題的辦法只有兩個,要么是底層的權益也能獲得保障,窮人也可以活得很有尊嚴,我們不再那么恐懼下墜,要么是教育資源能夠均衡分配,當然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
然后就是吃車厘子住酒店這類自由了。這些似乎是很容易達到的,我們家門口的超市里,車厘子的價格始終在60到80元一斤之間浮動,我覺得就挺好的。我在網上看到過兩百多塊錢一斤的,想吃的話,也不是吃不起,但誠實說,就60多一斤的車厘子,我也不是經常買。
我們這一代人,并沒有經歷過太艱難的歲月,但是我打小就聽我爸和我奶奶沒完沒了地說“60年”,他們帶著余悸未消的神情,告訴我那前后三年,一碗稀湯一塊紅薯的寶貴,他們的敘說就像一場天長日久總也下不完的雨,在我心里留下晦暗的苔痕。
再有,我小時候家里條件不算太差,但父母的錢掙得不容易,我爸那時候搞了個副業,開打字店,連打帶油印,油墨滲入指甲縫里,我爸經常伸出來給我看:“兩鬢蒼蒼十指黑”,他自嘲道。我爸還略懂醫術,讓我看他指甲上的豎印子:“這是心血管不好的體現。”導致我花錢一直充滿負罪感,貧窮地生活似乎才能讓人心安理得,蘋果的營養價值不見得比車厘子低,最貴的蘋果價錢還不到車厘子的三分之一,為什么不去吃蘋果呢?
住酒店同理,都是要算性價比的,只不過有次深夜在快捷酒店聽見隔壁男歡女愛動靜極大,一時間懷疑自己住進了龍門客棧,從此在住酒店上不怎么太省錢,但也不會在可能范圍內選最好的,若有動念,我媽立即上身:“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我想這種狀態會一直延續下去,即使掙再多的錢,只要那種不安全感存在,就依然覺得朝不保夕,需要精打細算,大手大腳會遭天譴,這樣的故事,我們小時候可聽過不少。
那么,除了菜市自由,其他的自由都不可能了?倒也不是,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70后,起碼還有一種自由,叫做“給孩子上補習班的自由”。
前兩天請師傅來公寓裝網線,師傅是一個看上去很高冷的中年人,一進屋時表情冷淡,問他要不要幫忙,也是愛理不理的。把工具放下來,他打量一下小公寓,說,你這是住家?我說,不是,孩子在旁邊上學,中午我在這給他做飯。師傅點點頭,臉色溫和了許多,說,都是為了孩子。
然后,在裝網線的過程中,我得知他兒子今年讀高三,成績很好,但課后也要補課。“越是成績好越要補”,他說。
一對一的補習,一個小時兩百多,一次補倆小時,快五百了。“我就跟兒子說,我干一天,不如你們老師干一個小時”,他說。
我說,難怪網上說老師一個暑假就掙二十萬呢。他冷笑了,說,二十萬恐怕都保守了,就我兒子那老師,兩口子一天只怕都掙萬把塊錢。
我心里默默算了下,一個小時三百多,一天工作十個小時也不過三千多,兩個人也沒有上萬啊。師傅解釋說,他們還有小班,一個班四個孩子,每個孩子收一百多,不過上那種小班的都是高一高二的學生,高三學生基本上都上一對一。還有幾個月就高考了,要是在這個錢上摳摳索索的,萬一孩子差那么兩分三分的,該有多后悔,一分之差都能站一操場。
恐懼果然最有力量,它決定著我們口袋里不多的那點金錢的走向。他兒子不是特例,我家孩子每個月上各種興趣班的錢,把車厘子當飯吃都沒問題。但是,錢花到興趣班上,比花在車厘子上讓人心里踏實多了。
在當下做父母,花錢不是買開心,也不是買虛榮,而是買一份安全感,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吃車厘子的自由,沒有各種亂七八糟的自由,但我們——必須鏗鏘有力地說,有給孩子報各種補習班的自由啊。
作者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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