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fā)布《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當時，不少人解讀為“寬容醉駕”，擔憂“喝酒開車”的現象反彈。

大半年過去了，效果究竟如何呢？

舒城縣開展夜查酒駕行動   王可海/攝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今年上半年辦案數據：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危險駕駛罪17.1萬人，同比下降38.7%，達到2021年以來同期最低；醉駕犯罪占刑事案件的比例從2022年的31.9%下降至15.6%。

從結果看，在醉駕所造成的事故或傷亡并未明顯增加的前提下，起訴醉駕人數大幅下降、醉駕犯罪案也大為減少，實實在在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壓降了治理成本。

刑罰的底層邏輯，是懲戒和威懾，是公平正義和社會秩序的一種實現路徑。由此，也就有了“罪刑相適應”之原則，不能罰過其罪。以此量之，“醉駕一律入刑”就有過重之嫌，忽略了對具體情節(jié)和實際后果的考量，以“血液酒精含量”等指標性判斷替代實質性判斷，不可避免會造成刑事化的過度覆蓋。

事實上，關于醉駕的刑事政策，近年來一直進行著修正和優(yōu)化。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明確“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2019年，浙江有關方面在《關于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中，則結合實際將特定情形排除出了“醉駕入刑”之外……

結合前期的實踐試點，基于《刑法》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兩高兩部”出臺《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強化了對情節(jié)和危害的甄別義務，最終統(tǒng)一了全國醉駕執(zhí)法司法標準，構建了行政處罰與刑事司法相互銜接、梯次遞進的醉駕治理體系。

減少對醉駕的起訴、定罪、量刑，有助于在個案中更充分貫徹寬嚴相濟、落實公平正義。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也難免會被輿論解讀為是“寬容醉駕”。

澄清謬誤、以正視聽，需要強化宣傳解釋，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執(zhí)法高壓態(tài)勢，用足用好行政懲罰手段，讓“醉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社會共識與行為自覺來之不易，對于“醉駕后果很嚴重”的預期，有效震懾了潛在犯罪。

當下，如何在推進定罪精準化、刑罰輕緩化的基礎上，確保震懾效應不衰減、公眾預期不翻轉，需要執(zhí)法部門前端多用力，以高頻的執(zhí)法落地，持續(xù)遏制某些人鋌而走險“喝酒開車”的沖動。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善意與公共安全的統(tǒng)一。

據安徽時評   撰稿：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