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10日，一名男嬰在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查氏老宅赫山房里誕生，取名查良鏞。

這次出生像人世間億萬次出生一樣平淡無奇，沒有天現異象，沒有奇士預言，甚至連一點小小的意外都沒有發生。

直到多年以后，人們才驚覺，就像他筆下那些偉大的故事，平淡的開頭徐徐展開成為《千里江山圖》一樣的傳奇，乖小孩查良鏞一步一步、一筆一筆，成長為武功蓋世的大俠金庸。

金庸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微博

2024年3月10日，金庸誕辰100周年。我們紀念他，也紀念自己的青春。我們贊美他，因他留給世界的美好精神。

我們并不傷感，因為他在世界走過愛過寫過，已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

一

金庸的好友倪匡曾經評價：“哪里有中國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說。”這句話聽起來頗像那句“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其實，金庸對武俠小說的貢獻，與柳永對詞的貢獻也頗類似。

文學史上對柳永的主要評價是：詞至柳永體制始備，柳永擴大了詞的內容和境界，推動了以俗為美的審美趣味的發展，俗中有雅，雅俗并陳，對后世詞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把柳永換成金庸，把詞換成武俠小說，這樣的評價一樣中肯。

第一次聽到倪匡對金庸的上述評價，我覺得略顯夸張。后來聽到這句話，覺得講得還不夠。現在聽到這句話，我既為生為中國人而感到慶幸，又為無法領略原著韻味的外國人感到遺憾。

不但為外國讀者感到遺憾，也為沒有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國讀者感到遺憾。

1972年是個分水嶺，金庸在這一年寫完了他的全部15部武俠小說。此后，金庸雖然又兩次精心修訂小說，但畢竟大局已定。所以，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國讀者都是幸運兒。

作為一名標準的“70后”，我自然也分享到這份幸運。

我第一次接觸到金庸的作品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當時是在初中的一個漫長暑假里，有一本雜志不知道從誰的手里流轉到了我的手里。

雜志的名字已經不記得，只記得整期雜志只登了一部小說：《清宮秘史》。本來只為打發無聊的時間，結果卻享受到一場精神上的饕餮盛宴，那種驚喜的感覺至今仍依稀記得。

又過了幾年，我才知道，原來《清宮秘史》就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山之作《書劍恩仇錄》。

《書劍恩仇錄》（函套共四冊） 廣州出版社發行

時間流逝，我終于找到并讀完了所有的金庸小說。后來，又把每一部小說讀了少則三四遍、多則五六遍。其間也讀了一些“全庸”“金庸巨”“金庸新”等人“著”的作品——那時候我就知道，騙子總能迅速找到常人的軟肋，而常人上當通常是因為貪念。

即使騙子都承認了金庸的魅力，但還是有一些人批評金庸。比如另一位我也很喜歡的作家王朔，把金庸列入“四大俗”之一。我喜歡王朔，但不會因為王朔批評金庸就不崇拜金庸。我崇拜金庸，但不會因為王朔批評金庸就不喜歡王朔。

是的，一個是喜歡，一個是崇拜。

每個人的個性、閱歷、學識、氣質不同，不管多么喜歡甚至崇拜一個人，沒必要也不可能亦步亦趨、照單全收。

不要說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即使今天和昨天的同一片樹葉，細究起來也一定會有分歧。

但是世界不正是因為這些分歧而豐富多彩嗎？重要的是，分歧之間要互相包容而不是排斥。

個體之間的分歧總是千奇百怪、眾口難調，但匯成總體，又經常會形成一個主流評價。對金庸的主流評價，從“金大俠”的稱呼就能掂量出來。

其實對一個作家的評價，我以為還有兩個比較直接客觀的指標：“居廟堂之高”看他吸引了多少學者研究，“處江湖之遠”看他進入老百姓的現實生活有多深。

前者，像“紅學”一樣，對金庸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經開宗立派形成了“金學”。

后者，金庸創造的人和物，老百姓早已耳熟能詳：郭靖、黃蓉、令狐沖、韋小寶的名氣不比賈寶玉林黛玉、武松、阿Q等人差；“華山論劍”為西岳增光添彩，就像108將聚義讓水泊梁山廣為人知；浙江的桃花島就像北京的大觀園，都是照著虛構造實景。

所以在我看來，二月河的贊美比倪匡的過癮：“前一百年沒有出現金庸，再過一百年上帝也不可能再賜我們一個金庸。這是一種機遇，是天、人、地互相感應，才能出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人。”

二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從郭靖教導楊過的一段話中提煉出來的這八個字，不但代表了作者的個人價值觀，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主流價值取向，得到中國讀者最廣泛的共鳴。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先生將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這是極高的評價，按我的理解，陳先生說的政治抱負不是指逐鹿天下，而是“位卑未敢忘憂國”。

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關心的就不只是自己和身邊的小世界，而是胸懷天下、心憐蒼生。

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政治抱負處在金字塔的頂端。關心政治的人會向下兼容各段，同時擁有塔尖之下的各級塔身。

如果把這個金字塔分成五級，那么各級的組成情況從下往上大概是：十幾歲的少年講哥們意氣，二十幾歲的青年愛紅粉佳人，三十幾歲的中年爭功名利祿，四十幾歲的男人溯家國歷史，五十歲以上的男士辨政治風云。

金庸論“俠”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微博

并不是每個人的一生都能完成從塔基到塔尖的精神發育，有的人一輩子都停留在第一第二級。

但金庸注定要抵達塔尖，追溯他的成長史就會發現，他幼小的心靈里就埋著報國的種子。

少年時代的金庸就立志當外交官，青年時期數次努力都中途夭折。新中國成立之后，他還曾專程奔赴北京想一展這方面的鯤鵬之志，但因為出身等原因未能遂愿。

在香港創辦明報期間，查良鏞一手以徐慧之的名字指點江山寫社論，一手以金庸的名字激揚文字寫武俠。

因為筆下觀點鮮明又影響很大的社論，金庸曾收到了公開的死亡威脅，一度不得不遠赴歐洲暫避風頭。

香港回歸前，金庸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一職，與另一位委員查濟民共同提出了著名的“雙查方案”。

后來接受池田大作采訪，回憶擔任這個委員前的猶豫，金庸承認，當時作為《明報》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既全面負責報紙的行政和編輯工作，又親自撰寫社評，如果參加起草委員會，擔心會損害《明報》獨立報紙的形象。

不過，轉念想到自己“只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于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業與名譽”，都出于香港這一環境所賜，而香港的前途又很大程度上與基本法如何制定有關，他決定不計毀譽回報香港社會。

這是知恩圖報的樸素感情，也是心系百姓的報國情懷。

很多人認為金庸像他筆下的郭靖，金庸對此回應：“如果說（郭靖）有自己的影子的話，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應比較慢，卻有毅力，鍥而不舍，在困難面前不后退。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下苦功夫，不求速成。”不知道這是自我定位還是自謙之詞。

電視劇《射雕英雄傳》劇照

郭靖如此殷殷叮囑楊過：“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于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后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這一番話，我覺得完全是金庸在借郭靖之口自況自勉。

這一番話，也連通了中國人幾千年弦歌不輟薪火相傳的愛國情懷，讓楊過也讓億萬讀者聽得“聳然動容”。

郭靖和金庸，至少在這方面互相有對方的影子：有政治抱負，都是當之無愧的“俠之大者”。

三

有人問金庸，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金庸沒有背誦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而是簡單地答了八個字：“大鬧一場，悄然離去。”

這八個字與《俠客行》書中演繹的李白詩句“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遙相呼應。

這八個字也概括了他筆下的很多人物：《越女劍》中范蠡帶著西施跑路泛舟太湖；《連城訣》中水笙在藏邊雪谷最終等來了狄云；《神雕俠侶》中楊過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從此俠侶與神雕一起絕跡于江湖；《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辭去教主之位帶著趙敏退隱民間；《碧血劍》中袁承志帶著青青和一些部屬，去了渤泥國附近海中一座荒島；《鹿鼎記》中韋小寶帶著七個老婆隱居云南大理。

電視劇《鹿鼎記》劇照

金庸的一生確實大鬧了一場，這或許是他不寫自傳也不授權他人寫傳記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之一。

談到為什么不寫自傳，他說：“自傳有兩種情況，一種全部是謊話，這種我不會寫；還有一種就是實話實說，把自己做過的事情都告訴別人，這對我有什么好處？”“而且我這輩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開。”

談到為什么不授權他人寫傳記，他說：“我這一生經歷極復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

復雜不復雜，他都是大俠。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就憑這14部武俠小說，已經能證明金庸在人間大鬧過一場。

武俠小說到了金庸手里，就像詩到了唐、詞到了宋，已經是極致。看完金庸，再看其他武俠小說，總有一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臺灣師范大學的林保淳教授將其總結為武俠小說界“金庸的排擠效應”。

但武俠只是一個類型、一種形式，偉大的小說是不分類型和形式的，所以學者馮其庸評價：“金庸的出現，是當代文化的一個奇跡。他是一座高原，同時又是高原上突出的高峰。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翻譯一下，這意思應該就是說金庸是小說界的珠穆朗瑪峰。

深以為然。

多年讀金庸后，我養成的一個習慣是，以金庸為比照來推崇其他的優秀小說。

這么多年來，這樣的比照我只用過兩次：《三體》相當于科幻界的金庸小說，《冰與火之歌》相當于奇幻界的金庸小說。

不過，金庸對于人生的設想注定只能實現“大鬧一場”這前一半。

金庸晚年在他表哥徐志摩求學過的劍橋大學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徐志摩在《再別康橋》里說：“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這其實就是金庸“悄然離去”想法的詩意化描寫。

但就像海邊的夕陽，當沙灘上的千萬游客時刻關注著你的軌跡，“悄然離去”就成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也是翹首的游客之一。對不起，金大俠。

四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仙逝，享年94歲。

大衛·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單》中指出，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是生物學上的死亡，第二次是舉辦葬禮，這是在社會上的死亡，第三次是被這個世界所有人遺忘，那時整個宇宙都不再和你有關。

“哪里有中國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說。”這意味著金庸先生永遠不會有第三次死亡，他真正活在人們心中。

金庸沒有自傳，但他的小女兒查傳訥說：“他的小說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寫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經歷。”

翻開一生創作的15部武俠小說，金大俠就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談笑風生又快意恩仇。

金庸文學生涯中第一篇見報的文章是高二時投給《東南日報》的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

謙謙君子濕潤如玉的金大俠豈止一事能狂，他創造了整個江湖并使其永生并平行于這個現實世界。

少年子弟江湖老，除非江湖不老。

金庸的江湖青春永駐，所以，金庸不會死去，甚至從未老去。

據安徽時評   撰稿：陳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