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14日召開全國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強調要依法嚴懲殺害、傷害、性侵、拐賣、虐待等各類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為，對挑戰法律和倫理底線的，堅決依法嚴懲，決不姑息。要完善涉訴未成年人權益的特別保護方式，全面落實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探索建立兒童救助協作制度，完善性侵害兒童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制度、性侵兒童案件特殊證據標準。（9月15日央視新聞）

公開性侵兒童罪犯信息，目的是為了維護公眾安全，避免同一行為人再次制造悲劇。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熟人犯罪比例相對較高，有性犯罪前科者再次犯罪比例相對較高。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數據顯示，在2017年媒體公開報道的378起性侵未成年人（14歲以下）案例中，施害人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熟人作案209起。

有心理學家研究證明，性侵兒童者再犯率為各類罪犯之首。據報道，臺灣連續暴力性侵犯的再犯率高達95%。日本犯罪白皮書顯示，因性侵女性而被判處有罪的人中，約有16%的人會再次因性犯罪而被逮捕。美國的一項研究則發現，入獄的異性戀童癖的重犯率是18.2%，同性戀童癖的重犯率是34.5%。

可見，即便此類罪犯經過服刑、勞動改造，甚至心理矯治，也難以徹底洗刷其“再犯”心理。那么，一旦其出獄之后，將對防范能力較差、自我保護意識較弱的未成年人帶來極大威脅。而公眾安全、社會治安水平、未成年人權益顯然比罪犯的肖像權、個人信息權重要，無論如何衡量，后者也不能凌駕于前者之上，在法益平衡上，理當讓渡于前者。或者說，當無法將惡魔永遠關入籠子時，就應當在惡魔出籠前公開相關信息，讓人們辨識并遠離。

要知道，在特別強調人權保護的一些國家，對此類犯罪者的限制卻更加嚴格，如美國的“梅根法案”及其加強版“杰西卡法案”，韓國的“熔爐法”。其中一些規定近乎苛刻，如規定此類犯罪不得假釋、緩刑，刑滿釋放后還要配備可以跟蹤、監控的電子腳鐐，并公開相關信息，甚至對其進行化學閹割。

公眾的安全尤其未成年人的利益不能被虛置，故構建科學合理的公開性侵兒童罪犯信息非常必要。最高法的做法回應了公眾關切，體現了司法擔當和積極作為。具體操作中，不妨借鑒域外經驗，充分利用現有的技術手段，構建全國共享、全方位的數據庫。如根據罪犯危險級別決定是否通過微博、網站、微信等平臺推送此類人員信息，公布其面部照片，強制佩戴定位監控設備，向其活動周邊的教師、家長發出預警等。進而對此類人員中潛在的作惡者實施最有力的威懾，將其對社會和未成年人的潛在威脅降至最低。

作者：史洪舉（2022年9月16日 新安晚報 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