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楚墓發掘信息透露，該墓北室除了出土23件編鐘之外，還有一套編磬，共20件。

編磬也是一種打擊樂器，懸掛在磬架上，石質。形如新月，厚薄均勻，表面光滑透亮，敲擊聲悅耳動聽。一般而言，出土編磬的古墓，都存在編鐘，但反之不然，也就是有編鐘的墓室，不一定有編磬。演奏中，編鐘與編磬常常相互配合，所謂“金石之聲”，“金”指編鐘，“石”指編磬。由于武王墩楚墓中的編鐘和編磬都是先被盜墓賊盜掘提取，后被警方追回，因此，此番考古發掘時，并未見北室內編磬是如何懸掛在磬架上的。武王墩楚墓中磬架長的啥樣？目前，人們并未見到相關展示和介紹。

曾侯乙墓出土的編磬

“金石之聲”

在1978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編磬，為我們提供了編磬的具體形制。這組編磬共32件，形若新月，大小各異，2層4組，有序地懸掛在磬架上。磬架的底座是一對圓雕怪獸造型，怪獸頭頂以榫卯結構插上立柱，青銅錯金，通高109cm，寬達215cm。怪獸身上刻有銘文，為“曾侯乙乍（作）持用終”。另外，還刻有編磬編號、樂律名稱和相關音律知識，共700余字，字形與編鐘銘文相似。

怪獸的腰部和頂部，分別以榫卯伸出上、下兩層（兩根）橫梁，橫梁上布滿錯金云紋，并焊鑄銅環，用以懸掛編磬。另有磬槌2件。

經研究，這套編磬的音域為3個八度，12半音齊備，音色清脆。演奏時，樂師雙手執槌，跪地敲擊。編磬的音量不如編鐘大，但它的聲音并不為編鐘所掩蓋；它的余音也不及編鐘長，但清晰敏捷，鐘磬同奏，金石和鳴。

根據文獻記載，編磬在中國春秋時出現，戰國時達到巔峰水平，秦漢之后衰落。對于編磬的材質，除了考古發現印證的石質之外，文獻記載稱還有玉質的，但截至目前，仍未見玉質編磬。

我們期待早日傾聽武王墩楚墓中20件編磬的美妙之聲。

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

“禮樂治國”

由史觀之，編鐘和編磬在古墓中的出現，是古墓規格、形制之高的表征之一，畢竟這種“金石之聲”多用于宮室雅樂、戰爭討伐或重大祭祀場合。古墓中編鐘和編磬的出現，是當時“禮樂治國”理念的體現，而并非完全是去世帝王將相的生前愛好。

我們常常在古代文獻中看到春秋戰國有“禮崩樂壞”的記載，所謂“禮”，大家容易理解：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師與徒，等等，他們之間都得講規矩，講規范，這是“禮”。大家都尊禮，社會就和諧有序，所謂以“禮”治國。那么，這個“樂”，“禮樂治國”，從何說起？所謂“樂壞”又是什么的情形？

有文字可考的“禮樂制”，始于夏商。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制禮作樂”，即《周禮》，制定了各級貴族政治和生活的準則，成為維護宗法制度的必備工具。至孔孟時代，倡導以禮樂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體系，成為建立禮樂之邦的道德倫理基礎。他們倡導“禮”的精神，實際上是倡導社會的有序；而“樂”的精神，則是倡導天地自然的和諧，所以《禮記·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孔穎達對此注疏說：“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夏》說：“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可見，禮是調整社會行為的規矩，違者必懲；樂是對社會和諧的倡導、引導。

樂，與詩歌有關，官方通過民間歌謠來考察社會，這就是《詩經》中“風雅頌”的“風”部分。民間歌謠，是人之心聲；樂，是這種心聲的表現形式，是民情之所化。

《周禮》規定周王室子弟13歲開始學習各種禮儀樂舞；20歲，全面掌握《六大舞》《六小舞》，都是雅樂舞蹈。在貴族階層，樂舞修養是身份體現的重要部分。

武王墩楚墓出土的編磬

“音樂教化”

提這么多“禮樂治國”的說法，我們還是揀幾則關于古人與舞樂的典故看看，這樣更有助于我們走近先人。

大家知道“余音繞梁”這個成語吧？音樂已經停止，但余音似乎仍在屋梁上回旋，形容歌聲、音樂優美。也比喻詩文意味深長，耐人尋味。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故事的來歷。它出自《列子·湯問》，說的是秦國有個人名叫秦青，素善歌舞。一個名叫薛譚的人慕名求學。學了一段時間，薛譚以為學得差不多了，向秦青道別。秦青起身相送。一路上，秦青擊節歌唱，婉約傷感。薛譚聽了，知道自己的學唱還早，請求留下。秦青同意了，就告訴他這樣一個故事：

韓國一名女子，名叫韓娥，去齊國時，在都城雍門外，因為沒有吃的，便開始賣唱。已經離開了，歌聲依舊在城門之上，繞梁三日，附近的人還以為韓娥沒有走。韓娥經過一家旅店時，遭到旅店人的欺負，韓娥就長聲哀哭，聽得男女老少相視而泣，三天吃不下飯，便去追趕韓娥。韓娥深受感動，回來了，又唱起歡樂的歌曲，聽得整個鄉里百姓情不自禁地歡歌跳舞，全然忘記了以前的不愉快。

秦青說，受韓娥影響，齊國都城雍門一帶的人至今還非常擅長唱歌。

可見，音樂歌舞能讓百姓悲泣，也能讓百姓歡快。

楚人創造的成語“下里巴人”“陽春白雪”人們也不會陌生，但故事不一定知道。這個故事出自戰國人宋玉著《對楚王問》。說的是楚國有人在都城唱歌，開始時唱《下里》《巴人》，跟在后面唱和的人成百上千；接著唱《陽春》《白雪》，跟在后面唱和的只有數十人了。現在人用“陽春白雪”這個成語，往往表示曲高和寡，但其本原告訴人們：楚國的民眾不僅愛好唱歌，而且他們是通過唱歌，來傳情達意。

楚國郢都人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更能反映這一問題。伯牙曾去晉國任職，回來時，途經漢水，鼓琴時偶遇鐘子期，二人結為知音，相約來年再會。至期，伯牙來了，鐘子期已去世，于是伯牙在鐘子期墓前將琴摔碎，以感謝鐘子期的知音之遇。

平時，人們只知道孔子是個教育家，其實，孔子還有鮮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他還是個音樂家。他對音樂的欣賞，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傳說。那是說他在魯國時，就聽說過堯舜時的舞樂“韶樂”。后來到齊國，終于在宮廷宴樂中得以親耳聆聽，被韶樂的莊嚴肅穆所迷倒，以致三月不知肉味，被美妙的舞樂“沖倒了”！并情不自禁地說“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真的想不到音樂的作用能有這么大！

作為后世的教育表率，孔子學琴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孔子學琴的老師是師襄子。師襄子教他一首曲子，孔子練習了十來天，仍未停止。師襄子說：“你已經熟練，可以增加一點內容了。”孔子說：“是已經熟練了，但我還沒有摸到規律。”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你已經摸到竅門，可以換曲子了。”孔子說：“不行，我還未弄清曲子要表達的心聲和志向。”又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看見孔子，發現孔子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神情莊重。未等師襄子開口，孔子先說了：“我已經領悟到了：樂曲中能看到這個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說在樂曲中能“看到”此人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望著遠方，像一個統治四方的王者。這首樂曲，不是文王，誰也作不出來！師襄子聞言，驚嘆道：“是的。這首樂曲就是文王作的，名叫《文王操》。”

孔子對樂舞的認識和學習，應該是當時社會風氣的體現。

楚王向以“蠻夷”自居，對《周禮》倡導的這一套，似乎不大買賬。所謂天子九鼎，楚莊王就當著周人的面說過：九鼎沒什么，楚國士兵削下箭頭，就足以鑄成九鼎！但是，他知道，要與周天子平起平坐，沒有九鼎，就不是那回事——這一點，歷任楚王都心知肚明。在樂舞方面，要與周天子等身，不說愛好，就是不愛好也要有一套編鐘、編磬等。從這一點上說，楚國高等級古墓中出土編鐘、編磬，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