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啟年間，閹珰魏忠賢亂政，諸多在朝正直官員或被下獄，或被罷免，或干脆直接請辭。方大任因上疏彈劾魏珰，也被罪削職回到桐城，一時無事，就整理了高祖方向的遺詩，并請他的同鄉好友葉燦作序。葉燦《刻方給諫公詩敘》文后，還附有當時名流卓發之的評論：“絕不經意，生氣滿楮。事可傳，文亦可傳。”果然，方大任這位大器晚成的桐城籍順天巡撫，以“真忠臣”而被傳揚至今。  

龍眠山水 吳蘇琴/攝

一介讀書人，生死何嘗畏

方大任（1565-1634），字玉成，號赤城。葉燦（1566-1643），字以沖，號曾城。兩人可謂總角之交、至老不渝。葉燦的詩文集《讀書堂稿》和《天柱集》，其中寫給方大任的詩占比最多，文后往往附有方大任的點評；方大任的詩集基本佚失了，所幸潘江《龍眠風雅》還保留了一百零七首，其中寫給葉燦的詩也不少，有句云：“眼底交游能幾人，葉生于我情最真。”表明他倆關系非同一般。難怪潘江稱他倆“志趣?合，膠漆之誼始終一致”。 

讀書可謂方大任一生的最大癖好。“束發慕奇癖，讀書萬卷余。”“掩耳謝時賢，一心抱區區。”這是方大任《詠懷詩》中的句子。他自幼穎悟絕人，又善讀書，皆能過目成誦，才名驚動一時。葉燦說：“館舍與余舍相近，以故余得從之游。”他們兩個人讀書的館舍相鄰近，常常“以詩古文相切劘。遍發古今書讀之，自晝達夜，自春徂秋，孜孜矻矻，惟此一事”。 

因彈劾權奸而落職鄉居，方大任賦閑無事，遂一心沉浸于讀書。城西靈泉寺有一座書院，周邊人家雖繁，然院內頗為雅靜，深得方大任喜愛。他每天晨往暮歸，像童子就塾一樣。他還規定自己，每天必須讀完一定頁數的《二十一史》才罷休。 

自稱“大明讀書人”的桐城姚康說，“但有書可讀，便是人生一福。然有書者，又未必能讀耳。吾鄉有兩先生，足為千古讀書者榜樣，其一為方中丞逢吉，一為少宰以沖。”姚康在文章里寫方大任天啟年間遭珰禍，落職后回桐城家居，盡管知道閹珰肯定不會放過自己，遲早要來抓人，還是堅持淡定地讀書。后來果然詔下，有司拘逮，方大任才戀戀不舍地放下手中書。姚康因此稱贊：“公之于學，黃霸、夏侯勝之事不足道矣。”黃、夏為漢時人，詔獄中仍讀書問學，不畏生死。 

大器終晚成，科名豈足貴

方大任雖然早慧穎悟，卻因年少家貧，又耽于吟詠，以致屢上公車而不得及第。但方大任似乎并不在意科名。在《霞起樓詩敘》中，葉燦寫方大任：“及為諸生，甚落魄，又家赤貧，人無知之者，而玉成亦不求知于世，校書小村落中，以自給，終日吟詠，泊如也。” 

直到萬歷癸卯（1603）科，39歲的方大任才中式舉人；又過了十三年，52歲時，滿頭寒霜的方大任，才與年方25歲的從侄方孔炤一起，成為丙辰科（1616）二甲進士，可謂大器晚成。比較起來，葉燦要稍顯幸運。葉燦于34歲時中式萬歷庚子（1600）科舉人，比方大任早了三年；十三年后的萬歷癸丑（1613），葉燦中式進士，又比方大任早了三年。 

在古代，攻讀舉子之業，往往耗費讀書人一生的精力，所謂“白首老童生”更是常見，很多讀書人因此對舉子業又愛又恨。方大任則對舉子業并不放在心上。在《霞起樓詩敘》中，葉燦寫方大任只顧讀書，甚至“視一博士弟子員如贅旒矣”。在葉燦的勸說下，方大任才“半以工詩、半以工舉子業。而舉子業遂與詩俱工。乃玉成好舉子業，終不勝其好詩”。 

及第后，方大任回憶多年來的寒窗苦讀，不禁感慨萬分。于是，他改字“逢吉”，并將這些年來的手稿整理成書。為之作序的，自然就是曾與他朝夕相處、寒窗共讀的葉燦了。在《方玉成稿敘》里，葉燦深情回憶從前：“憶余與玉成同讀書，兩人闔戶擁一案，相向而坐，口吟哦而手丹鉛者，日不知幾何版。如此而朝，如此而暮，如此而秋，不知其幾何年。”

為國擊權奸，家風誠不愧

與葉燦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編修不同，方大任第一份工作是北直隸的元成知縣。期滿考優，以公正廉明為最，擢升廣西道監察御史，走上了與高祖方向一樣的糾察百官之路。 

方向對其玄孫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葉燦在《刻方給諫公詩敘》中說，方大任就喜歡講述其高祖方向的故事，“痛其一代經濟之才，以忤黨被謫，不得竟其用。”方向在朝廷擔任給事中時，“風節凜凜可畏”。方大任擔任監察御史，也是剛猛秉直、言不避禍。天啟癸亥（1623），方大任奉命監理昭陵時，發現大珰魏忠賢私自逾制建造生壙，隨即予以糾察彈劾。方氏家譜稱，此時逆珰猶未甚，“公發其奸最早”，方大任是彈劾魏忠賢最早者之一。魏忠賢當即大怒，欲加其罪，幸虧輔臣韓爌周旋其間、曲救得免，但方大任仍被削籍落職。 

在彈劾魏忠賢時，方大任曾在上疏中表示：“臣高祖給事中方向，曾劾巨珰陳祖生于孝宗之朝；臣從曾祖方克，曾劾巨珰邱得于世宗之朝。臣為國擊奸，實不敢容默，為家世羞。”于是朝野傾矚。方向曾經任言官，方大任也擔任過言官；方向因彈劾大珰被謫，方大任也因忤珰被削籍。故而葉燦在敘中說方大任與其高祖方向“其官言路同，其觸忤大珰又同”。

崇禎朝立誅權奸，氣象一新。方大任官復原職，任河南道御史，很快升為僉都御史，時年已六十四歲。《龍眠風雅》載：方大任出巡山海關時，依舊例只需“彌節關內”即可，但后金虎視京城，軍情變化瞬息，他還是出關巡察千余里，整肅軍紀，查處了因克扣兵餉而激起兵變的某督撫，與總督袁崇煥一起經畫方略。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出守通州，正值后金大肆攻掠。方大任與鎮守將帥謀策定計，營壘固防，頑強堅守，通州城賴以保全。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稱揚方大任：“公性清峻，官至開府，家無千金之資。”并提及一事：朝廷暗中監察戰爭前線官員動靜，有次查到方大任的一封家書，發現“無一字語私”，崇禎皇帝得報后嗟嘆良久：“真忠臣也”。 

舉賢薦里闬，表遺無所諱

在明末朝政混亂、人才匱乏之際，方大任奉公舉賢、不避親仇，曾聯合同鄉左光斗，上《薦同邑三賢疏》，借用莊子“無用之用為大用”的觀點進行闡述。但莊子強調“無用是大用”，目的是逍遙于世外，以獲得精神自由；而方大任更強調“無用”的“入世之用”。因為有用之用顯而易見，無用之用隱而難知。“四海之大，豈曰無人？耳目未及，不敢妄舉。”可見，方大任的觀點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今天也不無啟示意義。 

在疏中，方大任與左光斗共同舉薦了三位同邑鄉賢。一位是原任翰林院編修的吳應賓。吳氏因目疾告歸，數十年來絕意仕宦。然吳應賓品行高潔、學問淵深，其居鄉講學與著述，都對挽救當時混亂的人心極為有利。方大任認為當前最大的隱患，就是分門戶而重恩仇，植朋黨而忘君國，以至于水火不容。“其弊皆屬之有我，而其根起于不識性。倘使應賓在位，決無此事；倘使人能讀應賓之書，破除我見，會歸性宗，又安得有此事？”第二位是原任四川巡撫吳用先，本是滿腹經綸之才，卻賦閑在家八年，“優游白社”；第三位是原任陜西布政使的盛世承，可謂“卷歷世之功名”，這幾年卻“棲遁青門”。 

疏上，詔加賓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吳用先復召為工部侍郎，再擢為薊遼總督，使薊遼兵政煥然一新，邊疆要塞安定無事。惜天啟乙丑閹珰殺害左光斗等正直臣工，吳用先遂憤而辭歸。盛世承也被起復重用，同樣遭珰禍被削籍歸里，后于崇禎時起復，累官至南光祿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