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訊 主旋律創作是很多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領域，而潘小平卻迎難而上，并交出了“脫貧攻堅”題材的新書《大別山上》這份靚麗而厚重的成績單。上周五，潘小平做客由古井貢酒年份原漿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欄目，通過直播鏡頭分享了主題創作帶給她的挑戰與空間。作為一位有人文情懷和個性話語的作家，潘小平用自己的腳步丈量了大別山的一座座山嶺，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與個性表達，為我們講述了不一樣的中國故事。

主題創作對作家是更大的考驗

作家潘小平

徽派：潘老師已經是第三次做客我們徽派了，上次來帶的《一條大河波浪寬》，也是一本報告文學，上次是走遍了淮河兩岸，這次又翻越了大別山嶺。這次的創作背景是什么？

潘小平：2020年是扶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這個大家都知道，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中國作協和國家扶貧辦希望能夠在全國范圍內選一批作家，集中表現這一人類歷史的大事件。當時全國選了21個作家，共同進行“脫貧攻堅”這樣一個主題創作。

徽派：命題作文不好寫，您覺得這次的挑戰和難度在哪里？

潘小平：挑戰還是蠻大的。首先，它確實是個命題作文，是政治話語，或者叫主旋律創作。一般作家是不愿意涉獵這樣的政治題材、政策題材的，因為它很難寫，可能會被認為是“假大空”的寫作，也很難出彩。過去很多年前，我在給一個畫家寫評論的時候，講過一句話，一直到今天，這個畫家已經去世十多年了，前年他的兒子在給他辦紀念展的時候，還重復了我當時說的這句話：主流意識形態的寫作和創作，對作家藝術家來講，是一個更大的考驗。為什么這么講呢，虛構性的東西可以完全是自我的表達，空間是非常大的，但是主題寫作留給你的空間非常小，如何使政治性話語、政策性話語具備文學性、藝術性、審美性，使政治話語上升為文學話語，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所以當時接下來這個任務的時候，我也還是有些畏難情緒的。

徽派：而且還是這么多作家同時創作同類題材，也是挑戰。

潘小平：是啊，它不僅是個命題作文，它還是個同題作文。全國選出21位作家，大家都來寫脫貧攻堅這同一主題，怎么突破？國家層面的扶貧政策、省級層面的扶貧政策，甚至各個縣出臺的扶貧政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幾乎沒有創新的可能，沒有空間。那么作為作家，如何在同題作文中凸顯出來，這又是一個挑戰。這個時候就需要你，第一要沉下去，第二要知道你自己的優勢在哪里，能在哪里找到突破點，這是關鍵。

潘小平在大別山走訪

徽派：思考之后，您覺得您的寫作優勢在哪里？

潘小平：我是《人民文學》聯系的作家，當時《人民文學》的主編施戰軍老師電話中和我說，小平你還是有優勢的，你的優勢在于，你對大別山非常了解，進去過多次，我剛看你帶著安徽的作家，搞了一個主題創作《有一種紅叫金寨紅》，這些都是你的優勢，他也是鼓勵我吧?！队幸环N紅叫金寨紅》是2015年春夏之交開始，一直延續到2017年6月的主題創作活動。金寨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軍隊的重要發源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金寨境內先后爆發了著名的立夏節起義和六霍起義，組建了12支主力紅軍隊伍，曾有10萬子弟參加紅軍，誕生了59位將軍。為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省作協組織了“金寨紅”主題創作，作為時任省作協秘書長，我曾和全省十多名一線作家一起，多次深入金寨做田野調查，以期以新的視角、新的敘事，呈現大別山革命，賦予紅色歷史題材以當下的意義。其實早在十幾年前，我因為拍攝一個“紅色系列”的專題片，就多次進入大別山。再早點，20年前，我還拍過一個8集的電視散文，叫做《永遠的大別山》，曾在央視十套播出。所有這些，作為我的人文儲備，生活儲備，思想儲備和經驗儲備，都可以進入我的創作。雖然我有畏難情緒，但也還是愿意接受挑戰的。

深入大別山帶來很多感動

回憶入戶采訪經歷，潘小平感慨萬千

徽派：您見證了大別山20多年的變化，這是很大的優勢。

潘小平：1996年我第一次進金寨的時候，平原地區的變化已經非常大了，感覺金寨還是很貧窮很落后的。進去的時候是中午十一點多鐘，就聽到“金寨人民廣播電臺，現在開始廣播”的大喇叭聲，我當時非常驚訝，因為平原的縣城早已不用廣播這種形式了。金寨很特殊，它是革命老區，習總書記說的“中國革命的發源地，中國軍隊的策源地”，這是說金寨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對共和國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我在書里也寫到，土地革命時期的金寨，人口不足25萬，參軍參戰的10萬兒女，最后幸存者僅700余人。我拿到這個數字的時候，特別受震動。我第一次進金寨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時候，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的照片，那么小，還沒來得及成大成人，就犧牲了，對我很觸動。我在采訪中還了解到，有一個孩子，普通的農家子弟，也不是兒童團，他的哥哥參加了紅軍，他去給隊伍送信，在回來的路上，被毒蛇咬傷了，他就一個人躺在路上，直至死去。沒有人知道這個孩子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來自哪個村子，家里還有什么人。這個故事距今已經80多年了，一直還流傳到今天。這么幼小的生命，他們曾經怎樣在這個世界上活過，他們生命的意義是什么？這是我非常想追尋，想知道的東西，也是最能感動我的地方。

徽派：紅色是大別山的底色，也是它與別的地區不同的地方。

潘小平：是的，大別山的紅色家庭很多，他們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犧牲，但卻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我發表在《人民文學》頭條的本書第一章，題目叫《晴朗的夜空為什么滴下露珠》，回答的就是這個問題。為什么要搞脫貧攻堅？是執政黨、是共和國對老區人民的回報。所以我開始進入的時候，選擇的是有紅色背景的貧困家庭。我開頭第一章寫到的故事，是一個馮姓家庭，當時我是第一次聽說，他的養父馮倫奎，是通過滴血入墓的方式，也就是“招魂葬”的方式魂歸故里的。其實也不能說是他的“養父”，因為馮倫奎早在50年前就犧牲了，死時才20出頭的年紀。當時聽到這個的時候，我的頭皮都是發麻的，一個年輕人跟著紅軍走了，走時沒有結婚，而直到幾十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的死訊。過繼到他名下的兒子，通過滴血的方式，為他招魂。我知道漢樂府里，寫到過所謂的“招魂葬”，但在現實生活中，在坐在我對面的人中，就有這樣的經歷，對我觸動特別大。

有一種紅叫“金寨紅”

徽派：這次是通過“入戶采訪"積累材料，為什么采取這種方式?

潘小平：是的，我開始進入采訪，是隨“第三方評估”一起入戶，試圖以“入戶采訪”為中心，建構起文本的“真實性”。“入戶”是我采取的最主要的方式，它不僅僅使我獲得在場感和當下性，它還以一種顯性的方式，呈現在文本之中。

徽派：作為一部報告文學，你如何結合真實性可讀性和文學性？

潘小平：新聞性、報告性、真實性，這是報告文學必須具備的。報告文學，首先當然要解決這些問題，但同時還要具有故事性、情節性，還要有文學性、審美性。在一些貧困家庭的選擇，一些扶貧對象的選擇上，我就適當考慮到了可讀性和故事性。但是大別山有故事的家庭、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非常多，只寫這個是不行的。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如何用理性關照，去展現整個脫貧攻堅對普通中國人的影響。因此在采訪中，我并不過分關注扶貧工作本身，而是把重點放在生活、情感、家族史、村落史上，感受環境、氛圍、氣息，尤其是人的變化。中國農村的變化很大，但最大的變化是人的變化，是人們展現出來的精神面貌，與過去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騰飛，創造了人類的奇跡，但文學要關注的，不僅是這個巨變的時代生活的變化，更要關注人的變化，人的情感、情緒和精神面貌的變化，它跟政治、經濟、的關注點是不同的。

徽派：我看書后附有七十多本入戶采訪筆記，采訪過程和媒體訪問的不同在哪里？

潘小平：一般的新聞是不會特別關注到具體的人的，尤其不會關注具體人的具體情感和情緒；再就是展開，新聞一般是不要求展開的，我們則需要通過情景、場景、氛圍、氣息的描述，來達到文學的呈現。你的空間在于新聞沒有的地方，不關注的地方，你的空間是審美，這和新聞有很大區別。我其實是很強調報告文學的“報告性”的，比如這個地區有多大的面積，它的人口狀況，生產狀況，農作物等等，必須要有，但不能是資料性的硬生生插進去。比如第一章，我寫到，馮紀耐指了指對面的山坡，說：“就在那面坡上，就在那邊哩?！苯酉聛砦也辶艘欢侮P于大別山的資料，但我是這樣寫的：“我瞇起眼睛，看了一眼對面的山坡，冬季的大別山草木凋零，一片衰白。大別山群峰巍峨，雄踞淮甸，綿延數百里，雖座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處，但大部分是在安徽境內……”這屬于硬資料，但硬資料怎么進入呢？是通過我的眼，通過我的情緒進入的，這就是文學的表達了。在這本書里，有很多所謂的“硬資料”要進去，包括全球扶貧、農業從1.0到4.0時代不同的發展機遇、歐美的農業模式、解決金融危機的中國經驗等等，這些資料性的東西，還是要有的，我要解決的，是報告性和文學性融合的問題。比如我在馮紀耐家，看到他家沒有冰箱，但彩電、洗衣機、電飯鍋、電磁爐等家用電器俱全。在這之后，我插了一段2008年金融風暴的內容：”2008年以后，中國農村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是家用電器齊全。2008年爆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沿海大批企業倒閉，大約有2500萬農民工從城市轉回來。西方的經濟學家，重彈“中國經濟崩潰論”的老調，但中國成功地化解了這場危機，而農村家庭家用電器的普及，就和這場大危機有關?！币驗橹醒氚?3%的出口退稅，轉向鼓勵農民買家用電器，我們成功地化解了那場金融危機，當時的農民家庭，達到了家均兩臺電視機。這個“硬資料”的進入，我是非常得意的，它也使我的文本擁有一種“大格局”。其實我采訪了一二百戶，這七十多戶是我寫到書里去的。一戶戶采訪，很容易沉到里頭，但脫貧攻堅這一人類偉大事件，它的高度、深度、意義、價值在哪里？我不希望寫得太具體、太局部、太局限，我希望思想性和歷史觀，能夠進入敘事的框架，存在并支撐整個文本。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變期，國家的前途與個人的命運，從未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的文字，應該有回應這個時代的意志和能力。

金寨走訪

徽派：入戶之前，您其實已經有了一個寫作的理性大框架了。

潘小平：對。在我第一次去北京參加會議，國家扶貧辦的主任親自給我們做的報告，講了一上午，很多數字，他都脫口而出，爛熟于心。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積累起的巨大財富作為支撐，不可能有國家層面的大規模的扶貧。三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八百年淮河流域的苦難，建國七十年的積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騰飛，共同構成了四年來扶貧攻堅的大背景，因此我們的扶貧才能得以順利推進，取得全面的勝利。

作家要有淚流滿面的能力

古井體驗中心的直播現場

徽派：所以主題有了，大框架也有了，關鍵就看如何切入了。

潘小平：第一次開召集會，李敬澤主席就講了一句話，你們21位作家，能力都沒有問題，要解決的是態度問題！這是提醒我們，要端正態度，對待主題創作。也有人說我，總寫這些主旋律的東西，“抬轎子、吹鼓手”云云，我說了，你不要看我寫什么，你要看我怎么寫，對這個，我很有自信！

徽派：但再堅硬的個性表達，我相信您也會有柔軟的部分，這本書體現在哪里？

潘小平：直面人物的時候，我還是會有一些柔軟的表達。我反復講過，作家要有淚流滿面的能力。一個作家面對苦難、貧窮、傷痛，要有觸動，有感動，如果不被觸動，不給感動，你還是作家嗎？比如我寫到刨元胡的殘疾人，對我燦然一笑，當時實際的情形是，我站在那里好長時間沒動，是流了眼淚的。這么一個殘疾的、卑微的生命，一個農村老光棍，沒有婚姻，沒有子女，沒有親人，生活一直非常凄苦，非常自卑，但他現在自己掙錢了，自己養活自己了，是扶貧改變了他的命運。有人提倡作家要“零度寫作”，不動情，我是不贊成的，作家的筆一定要有溫度，我叫做有暖意。包括我寫中篇小說，我寫的很少，一個中篇人物也不多，但無論主要人物的命運多么坎坷，多么凄苦，我一定會安排一個帶有暖意的人物，作為整部作品的亮色。這個暖意人物就是我個人的表達，他需要散發溫暖的氣息。

金寨走訪

徽派：您似乎從不介意別人怎么看待您和您的作品，您是怎么建立起這種表達的自由和自信的？

潘小平：我比較注重自我，社會的評價我不太在意。所以我對自己也沒什么規劃，我寫新聞、論文、散文、紀實文學、報告文學，拍紀錄片、專題片，寫電影、影視劇，有人說，你搞這么雜，隨便專攻哪一樣，早就出名了。我說我為什么要出名？我表達了我自己，這就夠了。一個人的一生，要活得盡興解恨，做事情首先要自己高興。我眼睛小，長得不好看，經常遭人調侃、嘲笑，但我并不在意。為什么我講讀書的女人不會老？女人應該建構強大的內心。當你內心不夠強大的時候，你會在意外貌；當你內心足夠強大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不在話下的，包括生死，你都會看輕。

一輩子有書讀是最大的幸福

金寨走訪

徽派：這么多年來，你一直筆耕不輟的動力在哪里？

潘小平：你是說寫作的動力？為什么要寫作，因為我需要它。退休之后，我女兒講了一句話：媽媽，工作已經不需要你了！我說，不是工作需要媽媽，而是媽媽需要工作。我還活著，還有思想，總不能混吃等死，行尸走肉吧？我在學校待了十七八年，有一句話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是指能夠沉下來，讀書。在我，每天用于閱讀的時間，是高于寫作時間的，我對孩子也是這樣的要求。

徽派：作家、讀書人、成功女性，您現在會給自己什么樣的定位？

潘小平：我還是認為我是一個讀書人，說我是一個讀書人，比說我是一個作家更準確。因為我進入作家的行列很遲，寫的東西也不純粹，很龐雜，不專注。我覺得，一輩子都有書讀，是最大的幸福，我把它稱之為“大歡喜”，要帶著一種“大歡喜”，去讀書。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記者 李燕然/文 薛崇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