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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飲酒，朋友聚會，從放酒杯那一刻起，人矮了不說，連舌頭也短了半截。不是朋友冷落了我，而是我冷落了朋友。因之，但凡朋友邀約，我總是制造些理由，婉言謝絕。

在這些邀約中，被我婉拒的，感覺最對不住的有兩位朋友。

王景琨是我年輕時結交的朋友。那還是20世紀70年代，他在長豐縣文化館從事美術工作，我在一所鄉村中學當語文兼音樂教師，因為同畢業于合肥三中，又因為文化館經常借我為宣傳隊作詞譜曲寫劇本，一住數日，一來二往，成了興趣相投的朋友。每次我從鄉下到縣城來，總是到他那里落腳，他總是帶我到食堂吃飯，工作忙不能陪時，干脆把鑰匙丟給我，讓我拿碗拿筷拿飯票，徑自去食堂用餐。需知，在那個工資不高、糧票不多的年代，留客去食堂吃飯，不亞于當今下飯店撮一頓。景琨對朋友，從來就是這樣熱情慷慨。

景琨身材偉岸，然不修邊幅。絡腮胡子，茂盛茂密；頭發直立著，紛繁紛亂，常常作沖冠狀；藍色的工作服，似是常年不洗，色彩多樣多變。凡此種種，就是一個藝術家的模樣。

景琨好飲豪飲。一次，幾位朋友相聚，大約是因為囊中羞澀，又不愿放過這次聚會機會，正在為難之時，一眼瞅見小院角落里堆積的酒瓶，大喜，大聲說道：“今天我辦百瓶宴！”大家七手八腳，賣瓶沽酒，百瓶宴辦得既豐盛又熱鬧。

景琨愛交朋友更夠朋友。文工團有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相聲演員，因為歷史問題受到了批斗。景琨知道后，買了一包牛肉一瓶酒，悄悄地溜到他的宿舍里，與之對飲。事情傳了出去，領導大為光火，本打算在會上好好批評一頓，但因為大家都知道景琨的個性，更因為景琨平日里工作吃苦耐勞，常常創造性地完成領導交給的任務，于是，只在背地里狠狠地剋了他一頓。當有別人問及時，他淡淡地說：“沒什么。”

景琨與我先后調回合肥，交往得以繼續，聚會時有舉行。

最有趣的是我邀約的一次聚會，赴會的全是書畫界的朋友，應當算是雅集。有書法家張良勛，畫家賀澤海、蕭志遠，詩人項文謨，當然少不了景琨。此時，他已經是安徽美術出版社頗有名氣的資深編輯，其畫作也在全國產生影響。酒逢知己千杯少。席間，大家談畫論字品詩。盡管大多是七十歲朝上的老人，幾瓶老酒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裝進了大家的肚子里。席終人散，四點左右，景琨夫人打來電話，說到現在未見人歸。這一下我嚇得不輕。趕快打電話，只聽鈴響，不聞人聲，直讓我坐立不安。天黑時分，終于接到了人已到家的電話。長噓了一口氣，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落下地來。

最難忘的，是2016年11月那一場由景琨安排的聚會。我只知道由頭是祝賀他這些年研究奇石的專著《賞石錄》的出版，欣然答應。誰知臨期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雪，害怕路滑會摔跤，給他打電話說不去了。他沉吟了一會兒，喃喃地說：“不來就不來吧。”十幾天后，突然傳來噩耗，景琨辭世，驚得我拿著手機回不過神來。后來，一位朋友送來了他著的新書并告訴我，那是他去北京治病前硬撐著舉行的聚會，那時他已經病入膏肓。

另一位朋友沈正隆，長我幾歲，是合肥市文化局的干部，曾下放到長豐文工團當導演，后調文化局分管業務，因為文藝創作，常有相聚機會。

是朋友總有不解之緣。到省城后，他任合肥市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主任，我擔當一個區的文化局局長兼區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主任，老朋友成了上下級，不亦樂乎。

正隆兄干起工作來風風火火，屬于那種說干就干的人物。用合肥話來說，叫“撒野”。于是，朋友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撒野”。一傳十，十傳百，最后竟然被叫成“三爺”。

“三爺”帶領我們，率全省之先，制定了文化市場管理辦法，也經常組織人員去外省外市學習，合肥市的文化市場被管理得井井有條。

清楚地記得，一次“三爺”率我們去洛陽參觀學習。在文化市場，大家一下子被那色彩鮮艷、造型別致的“唐三彩”吸引住眼球，爭相購買。考慮到路途遙遠，這玩藝既重且易碎，都挑小巧玲瓏的小物件；唯“三爺”買了一頭高頭大馬，其重量可想而知，走到哪都要扛在肩上，累得滿頭大汗。因之我打趣道：“三爺買馬變成馬！”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笑得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

退休了，窩家了。去冬他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從一位文化館老館長那里找到了我的手機號碼，便立即與我聯系。

第二次給我打電話，說是要約幾個“老文化”一聚。我勸他說，正值三九隆冬，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了，不如改在春暖花開的時候。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聚會一推再推。直到4月4日這天，在手機上驚訝地發現他兒子發來的訃告。嗚呼，正隆兄已經駕鶴西歸。我捶胸自責：為什么一次次拖延聚會時間？后悔莫及！

老朋友聚會，真的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常常后悔這兩次不該不去的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