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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新春，被一場疫情攪得亂了方寸。天天宅在家，照例做著編輯的工作，心總是莫名地慌。過了元宵節，疫情防控形勢越發緊起來。兩天后的早晨，天有點陰，正望著窗外愣神，冷不丁的一通來電，讓我一個激靈，又一下子僵住了——妻在一旁忙問，我低聲告訴她：“阿康昨晚走了……”
阿康的真名叫施詠康。妻子其實并不認識他，但從大學時代起，她就聽我叫著這昵稱，已近三十年，自然明白他在我心中的分量。那時候，阿康是班里的生活委員，戀愛中的我們鴻雁傳情，總是阿康從系里取回她的信，笑瞇瞇地遞到我的手上。他是我們的信使，也是我們愛情最初的見證人。如今，那個曾經見證著我們幸福的人突然不在了。
阿康是在抗疫一線倒下的。作為合肥市包河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他在連續15天的加班加點工作后，突發心肌梗塞，離開了這個他摯愛著的世界。47歲的阿康，風華正茂，這噩耗震驚了曾受著他四年溫暖的大學同窗。同學們在班級的群里接龍表達哀思，我流著淚寫下深埋心底的一段話，有些自責，未曾說給他聽：你把人世間所有的“不舒服”自己扛著，把所有的“舒服”送給有緣相遇的人。身邊所有的人“挑不出你的毛病”，但上天卻和所有的人開了一個玩笑，在“猝不及防中挑出了你的毛病”，將你帶到了那個世界，一去不復返！
他再也聽不到了。我有些恍惚，躲進書房里，翻開老相冊——照片上，他溫和的臉龐上總掛著微笑，給人以寧靜和安詳。大學四年，他是我們“好脾氣的生活委員”，細致地分發飯菜票，熱心地照顧生了病的同學，心甘情愿地為每一次聚會打掃一片狼藉的“戰場”。女同學甚至背地里給他起了個“老馬”的外號，因為他的任勞任怨、從不招搖。在大家的一片熱鬧中，他總是安靜地偏處一隅，溫和地微笑著。幾乎沒人注意到，這溫和的笑臉背后蘊藏的沉靜、擔當、堅守的力量。
我第一次領略到這種力量，是一次大學時代的肆意張揚。那時候，他住安大204樓304室，我們住303室，門對門。一天晚上，下自習回來，發現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酩酊大醉、東倒西歪地和衣躺在床上，其中一位睡在下鋪的兄弟臉色煞白，看似不省人事。但年少輕狂的我們，只當這是一次不必驚怪的孟浪，還在按部就班地逗笑，直到阿康回來見狀，讓我們立刻將室友送醫，我們仍覺得是“小題大做”。不料，平日溫和的他卻板起面孔，堅持要送醫院，我和另兩位室友才在說笑中將其送到校醫院。接診的醫生說，情況很危險，幸虧你們送得及時……作為寢室長的我，在一旁長出了一口氣，心里一邊替那位兄弟感謝阿康，一邊暗暗點贊他平日藏起來的決斷和擔當。
大學畢業后，我進了媒體工作，他不多久成了一名組織部里的年輕人。因工作交集不多，我們的見面多在同學的聚會上。他似乎工作越來越忙，逢著有外地同學來肥，仍會趕來見面敘舊，卻常是姍姍來遲。同學們這時候多會打趣他“日理萬機”，他總是憨憨地呵呵笑著，算是應答。談天中，他從不說起讓人眼熱的組織人事工作，一如大學時代的不露鋒芒。
讓我再次領略到他溫和背后的力量，源于老家朋友的一次請托。那時候，他在合肥市委組織部工作，去我的家鄉考核干部，恰好我那位朋友亦在考核之列。朋友不知從哪打聽到我們的關系，轉彎抹角地托我打聽一些“內情”。我沒有推辭，拍著胸脯應承下來，自認為與他多年的同學關系，平日交好，應是“小事一樁”。我很快撥通了阿康的電話，連著兩次，電話通了卻沒有應答。直至第二天早晨，他給我來了電，仿佛猜著了我的心思，未及我開口，卻先做起了我的工作：“在省城好好呆著，就別操心老家的事啦！”
這次碰了個軟釘子，我一度對他還有些不高興。倒是他似乎毫不介意，在下一次的同學聚會中，挨著我坐一起，津津有味地說起我和妻大學時期的鴻雁往來之事，還就孩子的學習問長問短。我們沒再提起過這件請托之事，但他對組織原則的堅守，卻深深地扎進我的腦海里。隨著自身工作閱歷的增加，我也愈加理解了他，我們的同窗之誼甚至因此有了升華。此后，我們有了更多的交流，卻少了不諳世事時的叨擾。就像他走前這一次，年前，我們說好了年后一起吃頓飯，好好聊聊；年后疫情來了，我們心照不宣地沒有聯系。作為讓干群放心的組織部長、統戰部長，讓人“挑不出一點毛病”的同事，他在抗疫前線的忙和累，我能感同身受。
阿康走后，全省乃至全國的同行都來報道他的事跡。耳聞目睹對他的褒揚，作為同窗，既覺著驕傲又愈加悲傷。每翻一篇讓人流淚的文字，就止不住責怪上蒼錯將他當作“天妒英才”的注腳。直到一位采寫其事跡的同行，向我慨嘆：“你的同學是一個清廉的好干部”，心下才稍稍釋然——阿康的好，畢竟讓好多好多的人知道了、理解了。
身邊的疫情正在消退，春天還是來了！溫煦的風吹動陽臺上的君子蘭，橙色的花朵搖曳著飄過來一片芬芳。我走過去，嗅著，腦海中突然涌出《論語》中的箴言：“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給人的印象有三種變化：遠看莊重威嚴，接觸時溫和可親，聽其說話則嚴肅不茍。這說的不正是“我們的阿康”嗎？
我摘了片花瓣，覆在他溫和的笑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