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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厭舊，大抵是許多人的習性，但是對于讀書人來說，卻往往是喜新不厭舊。新書整潔、平展，在手中撫摩，自是一種風味；舊書雖然書頁折皺、卷角，但是拂塵之后，更添一種厚重。所以在都市，舊書店有著永遠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不可言說的韻味，堪稱都市文化的壓艙石。

自上大學起，每逢周末，我總愛一人或結伴在合肥的各大書店尋覓心儀的寶貝。雖然淘書幾年，但是認識朱傳國老板，卻是在我讀研究生時期。朱老板經營的這爿“增知舊書店”，隱藏于六安路的一棟居民樓的臨街一層。走入書店，一種壓抑、逼仄之感迎面而來。書店門面非常小，大廳四壁全是書架，中間搭著木板放著書，大廳后面是一個過道，地面上也堆著書，過道后面是一間小屋，三面墻也裝上了書架，堆上了書。盡管空間狹窄，很多地方只能容一人，但是面對四壁書山，淘書人還是欣喜萬分，很容易就忘記了環境的惡劣。書自然是沒有次序地摞著，但是正是這種無序，讓人在翻檢的過程中經常能夠有意外發現。每當在一堆書中翻到一兩本心儀的好書時，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愉悅。三伏天，讓人汗流浹背，舊書特有的灰塵讓人雙手黑黑的，但是欣喜之情卻時常掩蓋了環境和天氣的不適。所以每次去增知舊書店都不會空手而回。

因為經常淘書，自然和老板攀談起來，而由攀談又逐漸成為朋友。印象中朱老板看店的時候比較少，由于要外出淘貨，所以在店中坐鎮的時常是他的夫人陳桂霞。陳老板燙著頗具時代特色的卷發，大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青年的范兒。她時常躺在收銀臺后面的椅子上，輕輕地哼著鄧麗君的歌，而身后古舊的盒式磁帶機也常常飄出“小城故事多”的甜膩之音。陳老板從來不主動與顧客攀談，直到結賬時才與顧客說幾句。老顧客結賬，自然要少一點，而遇到一些價格無法確定的書，則電話咨詢朱老板。朱老板在店的時候則話多一些，當然也僅僅限于朋友之間。朱老板也是鄧麗君的“粉絲”，時常哼著鄧麗君的歌。每次挑書完畢，我都會和朱老板聊幾句。通過閑聊才知道，朱老板和妻子中年下崗后才來開舊書店。最初他只想著賺點錢養家，未曾料到，一入舊書行卻無法自拔，一間小小的書店居然成了合肥市讀書人精神文化交流的地方。這里不但能夠淘到喜愛的書，還能夠結交朋友。喜好讀書的朱老板，自然成了書友們交流的紐帶。也許是多年從事舊書業的原因，朱老板身上也“暈染”了文人的氣質。這種氣質讓舊書店有著與眾不同的文化氛圍。朱老板一方面自謙自己讀書不多，沒有上過大學，也不懂學術研究，所以只能為讀書人提供一點服務。但是，另一方面朱老板也有著文人特有的自負和自傲。自負是因為朱老板寫得一手好字，而且販書之余還不忘寫下販書心得。自傲是因為，他并非惟利是圖的商賈，他確實要賣書賺錢，但是他從來不愿意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射利之徒。他喜愛結交朋友，每當有同道中人和他為一本好書砍價還價之時，他一方面盡力讓價，另一方面也很精明地緊抓書的價值，讓購書人欲購之。而當一些閑游路過的讀者在門口隨便挑上幾本《讀者》《故事會》，然后絮絮叨叨還價的時候，朱老板很不屑地報一個價，而且不愿意說一個字。在他看來，這些人不過是弄幾本通俗讀物打發時間而已，不是真正的讀書人。所以他的自傲正是在于他將自己定義為讀書人，而不是商販。

正是這份謙遜、精明、自負、自傲，書友們將他推為合肥舊書業的守護者。可惜，天不假年。2016年12月，他駕鶴西去，留下一本《永遠的舊書店》和一間不知命運的舊書店。自從2009年研究生畢業離開合肥后，我就很少光顧增知舊書店。2015年赴合肥開會時曾去閑逛一番，淘書兩大包，和陳老板閑聊好久。但是，此時我并不知道朱老板已經病入膏肓，未能及時問候一番。此后，我再也沒有機會去增知舊書店。所幸，聽聞朱老板的兒子愿意接他的班，繼續承擔“文化擺渡人”的角色，將書店經營下去。希望下一次去合肥時，書店依舊在，書友依舊在，皖人書風依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