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訊 無論是翻閱大量的文獻資料，還是進行艱苦的野外考察，只要有一點點的考古發現，都會讓張宏明興奮不已。選擇考古專業至今四十二年來，懷著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使命感和榮譽感，張宏明始終行進在發掘歷史真相、傳承中華文明的考古道路上。8日做客徽派直播的張宏明說，考古是給人帶來快樂和新奇的職業，也是心懷詩與遠方的人一定會關注的職業。

理論實踐相結合 研究家鄉《涂山考》

徽派：當時年輕熱血的時候，為什么選擇考古這個讓人覺得寂寞的專業？

張宏明：小的時候我很喜歡看書，特別是歷史方面的。作為應屆畢業生考大學時，父親建議我學考古，我自己也很愿意，1978年就考入了山東大學考古專業，這一輩子也就沒離開過這個行業。

徽派：作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您會經常去到考古現場嗎？

張宏明：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就到我的家鄉懷遠，懷遠旁邊有個涂山，涂山南邊有個現在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禹會村，這個村莊我1980年就發現了，到了1982年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涂山考》，發表在山西的《地名知識》雜志。這個遺址是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古代城址，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國家文物局已經把禹會村考古遺址公園列為安徽省的五大考古遺址公園之一進行建設，從而達到產業結構調整區域文化改變的遠景目標。大學的時候考古專業就有很多類型的實習，1980年學校就安排我們到南京考察，畢業時專門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鄭州、洛陽、西安等地等實習，是實踐性很強的科學。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們，要從文獻上，從民間故事里尋找文物遺跡，再通過野外考古調查。近七十年來，中國已做過三次大的文物普查，都是有線索的。我們當時翻過淮河，坐過小木船，找到這個叫禹會村的村莊，還一直走到馬城，現在禹會村和馬城都屬于蚌埠市禹會區。

徽派：所以是先有歷史文獻的研究學習，再到現場發現發掘。

張宏明：我們稱之為“三位一體”；田野調查，文獻記載，民間故事。涂山有很多民間故事，包括大禹會諸侯。因為是口碑資料，不是文獻記載，大禹會諸侯這個事情一直到春秋時期才記入文獻，就是《左傳》里面記載的：“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這十三個字非常重要，但是我通過倒追發現，《左傳》說“穆有涂山之會"，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結合了周穆王打徐偃王，徐偃王就在淮河下游。周穆王是個傳奇性的人物，西邊跑到了昆侖山，去會見西王母，只要講民間故事都知道這段神話。但是他也打過東夷，打過徐偃王，所以就解開了這個迷。1982年我就認定，這個涂山周穆王是第二次會，大禹是第一次會，這個涂山只能在淮河邊。建國60年的時候，我們在老博物館舉辦過一個比較大的展覽，其中序言是我寫的，開篇明義就講，考古學是一門解放人類思想的科學。也就是說，把微觀的考古學上升到哲學的理念認識，每一次重大考古發現都改變了我們對歷史，對社會，對文明的認知。考古學是實實在在的，雖然是從地里挖出來的，更要去恢復它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文物的自身價值包括材料上、工藝上的價值，真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有限信息做判斷 小鏟子有大驚喜

徽派：之前湖南的一名高考生以高分報考了北大的考古專業，引發了社會熱議，您有關注相關新聞嗎？

張宏明：我知道這個事。我認為對于今后想在社會中承擔一定事業的人來說，考古學是會帶來不斷快樂和新奇的職業。具有詩與遠方胸懷的人，一定會關注考古學的發展。在西方，律師和醫生都是很好的社會職業，他們中經常有一些人愿意從事考古職業，社會職業和個人愛好可以達到一致的。這個學生她一定是對中國歷史文化有一定追求，如果不了解、不熟悉甚至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她也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徽派：能不能跟現在的年輕人分享一下，考古的快樂在哪？

張宏明：考古是一個非常艱苦的行業。大學的時候，在山東泗水發掘的時候，當地老鄉問是不是成績不好才罰你們來農村挖地。現在條件好了，1983年我在含山縣北部的大城墩遺址，天空下著雨，我背著被子臉盆在泥濘的小道上走了三公里。樂趣在哪，考古適合追求真理，說真話，必須老老實實，對考古現象和結論的認識，有多少說多少，必須根據現有的材料條件情況做有限信息的有限判斷，不能做無限的聯想。沒有基本的邏輯訓練，絕難達到對人類文明認識的高度。我們不知道遠古社會和人類會給我們留下什么樣的歷史痕跡和遺物，一個小鏟子下去，說不定驚喜就來了，這種發現的快樂是人生最值得提倡的快樂。我有很多機會離開，但我不后悔，中國人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對自己的文明文化都不認同，我是不恥這樣做。堅持民族的獨立性，才有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無論社會怎么變，世界怎么走向大同，多元化的民族化是我們必須要堅持的。

文保工作受重視 文化遺產要傳承

徽派：堅守四十多年，您理解的文物保護的社會意義有變與不變嗎？

張宏明：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既要靠思想，也要靠物質文明。文保工作可以說走向一個從普遍的忽視漠視到目前的高度關注和重視的發展過程，文物是民族文化遺產，國家形象標志，很多重要文物到國外展覽，給中華民族贏得美譽。雖然在文物法里認定了文物的歷史科學藝術三大價值，但是不夠。文物是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就有材料的屬性，制作工藝的屬性，乃至于歷史積淀的屬性，這三大屬性結合起來，應該有商品、經濟、文物藝術和文化的價值等，今年已經全面啟動對文物保護的修改，我個人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文是代表它的思想性，物是代表它的物質載體，文物本身有物質性，有經濟價值，必須保護好它們。現在公布了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概念，任何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對特定區域的經濟、文旅、社會建設環境美化度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資源，國家政府保護的稀有資源，文化資源，涉及到利用保護傳承的問題，這些也可以變成地方旅游資源。最重要的是，距離幾百年、幾千年、幾十萬年的考古遺址，一旦進入考古遺址公園，通過對歷史遺存物的建設、發掘、保護，知識信息的傳播，周邊環境風貌的整治與復原，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點，可能幾平方公里，可能幾十平方公里。進行文化遺產保護，打造遺址公園的同時，能讓區域社會的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有五千多處國寶，安徽就有兩百多處，只要利用得當，國寶對安徽的五大文明建設，都可以發揮相應作用，促進人們敬畏天地、國家、人民之心。

徽派：那是因為遇到什么樣的瓶頸期，轉而到古幣和玉器研究上？

張宏明：當年大學畢業，我被分到巢湖地區的文管所，我當時很明白，可能做不了考古專業工作了，因為不可能天天搞發掘。1985年，省里面編安徽省志，我被借調到省文物局修志，修了十年。整個安徽基本的文物資源，包括館藏文物、社會文物、地面文物，過去工作的基本情況，每個地方年代屬性價值的大與小，心里有個簡單判斷。因為考古的時候，只要發現不同時期的錢幣，可以作為考古斷代一個相對的參考。在合肥的那段時間，我就對錢幣進性了專門研究，對我幫助很大。1994年，我寫的《錢幣》一書在黃山書社出版，后來還得了安徽省錢幣學會的金獎。但是錢幣有局限性，因為歷史上文獻記載的很多，實物大量是普通品，珍稀程度必須是歷史上沒有記載的，或者形制上發生特異變化的，但這種情況很少。所以1998年，趁著去杭州學習的機會，我向組織上提出去揚州國家文物局玉器鑒定提高班學習玉器。玉器在今天也是非富即貴，古代更屬于貴族階層，西周崇尚“君子比德與玉”，物質載體的東西用道德來評價，多么至高無上。我當時已經38歲了，給自己提出九個字的要求：高起點快節奏加速度，最后通過了國家玉器鑒定考試，到今天22年了，我寫了十幾篇學術原創的玉器研究文章，也出了不少玉器的書，但這還不夠，因為我只是在前人留下眾多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到里面做了一點串聯的工作，跟自己的努力有關，但更多還是前人創造的文化寶庫。中國的文化遺產，不管民間的、官方的、出土的、地下正待發掘的，我們都有責任保護、傳承和利用好，把它作為教育后人的重要資源。其實不管我們今后能走多遠，但是這樣走我們才踏實。

市場鑒定應放開 鑒假為真要不得

徽派：您也參加過央視的《鑒寶》，您對鑒寶有堅持的原則嗎？

張宏明：做鑒寶，肯定有自己的知識儲備，否則也不敢濫竽充數，但他們表達的東西也存在著事實真相和考慮群眾的參與度，心理承受能力，還有自己的選擇判斷等因素，對同一個事情有很多方式的表達，不足為奇。我們現在除了司法鑒定和館藏文物鑒定，還有社會文物，民間收藏持有的文物鑒定沒有放開。雖說國家文物局直屬十幾個文物鑒定機構可以義務給群眾鑒定，但不能持久。首先，市場經濟條件下，鑒定人才資源有限，再挖出一批人到社會上搞鑒定，本身主業受沖擊，義務進入社會也是做不到的；其次，社會存在需求問題，比如鑒假為真，收取高額的費用等，這是市場欺詐。我認為，對于市場鑒定，不得鑒假為真，適度收取一定費用，承擔民事責任。有這三條，完全可以滿足文物的市場需要。出土文物也涉及認定問題，不能一講出土文物，就是粗放式管理，要精細化、標準化。出土文物不都是珍貴文物，也有沒有價值的，相反在社會上流通的文物可能價值巨大，具體問題具體考慮，要細化不要泛化。

徽派：如果朋友拿著寶貝給您鑒定，您會答應嗎？

張宏明：利他和助人是作為人的基本特征，幫助別人是快樂，但再好心，導致的結果也要好，過程和結果要統一。熟悉的人，一般我是愿意的，我在這個行業以敢講真話著稱，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就事不就人。而且僅僅是我的認識，既然找到我，我就談我的認識，是不是真正的對，我不能說絕對，還是有限信息做有限判斷。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圖

編輯：陶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