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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素稱“禮儀之邦”，儒家思想被視為正統。徽州文化是宋代以后中國儒家文化在民間社會最完整的體現和最典型的代表，禮儀文化在徽州各個方面都得到具體落實。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成為徽州民風的體現。 “禮儀徽州”是中華傳統禮儀文化在徽州踐行落實最為完整的概括。

翟屯建。

禮義與禮儀的歷史淵源

“作為一種世代相沿的文化精神， ‘禮’具有多重含義，有禮貌之義，儀節之義，道德之義，倫理之義，制度之義，法治之義，內容十分廣泛。”翟屯建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因此，有學者提出“禮儀之邦”應該稱為“禮義之邦”。其實在先秦古籍中， “禮儀”與“禮義”是相通的。

詩經《鄘風·相鼠》是一首諷刺和詛咒無禮之人的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全詩三段，均以老鼠起興，說這個人無禮，還不如快點去死！每一段用一個不同的字來說“禮”，第一段說“人而無儀”，第三段說： “人而無禮”，意思相同。第二段說“人而無止”，止，就是節制，用禮儀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儀、止、禮，換了三種說法，反復歌詠，這是《詩經》中常見的修辭手法。由此可見，這首詩中的“禮義”和“禮儀”是通用的。

更深一些了解“義”和“儀”的關系， “義”更為宏觀，看得見摸不著； “儀”更為具體，看得見能落實。儀本身就包含著義，不講求義也就談不上儀。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禮儀一詞的含義，以為禮儀只是些外在的儀表、儀容、儀式一類的東西。忽略了“儀”根據和體現的恰恰是“義”， “儀”將“義”落實到具體的行為和具體的細節。如果連“禮儀”都不講，何來談“禮義”？

從中華禮儀文化發展的歷史來看，強調“禮”的內在“義”和強調“禮”的外在“儀”，也有變化。不同歷史時期， “禮義”和“禮儀”的側重是不一樣的。原始氏族的祭祀、巫卜以及部落之間的結盟儀式，是后來禮儀制度的肇始之端。原始氏族社會的所謂“禮”，強調更多的是形式，是“儀”。到了周代，具備國家形態的禮儀制度開始形成，春秋戰國《周禮》《儀禮》《禮記》的出現，使禮制成為國家機器中政治、軍事、倫理、文化制度。西周時期，已經將原始氏族社會的禮儀習俗上升到了思想制度層面，強調的是“禮義”。

“禮義”與“禮儀”詞語的使用，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各有側重的歷史發展過程，與時代、時勢、人們的習慣與取舍等密不可分，其關鍵在于如何因時因勢把握中間的度。 “禮儀徽州”抓住宋代以后儒家文化在徽州民間社會最完整的體現和最典型的代表這一特點，加以高度概括，體現徽州文化的特色，有其獨到之處。

“禮下庶人”在徽州的踐行

“宋代，庶人階層的崛起，使統治階層看到了民間禮教的重要性，于是積極推進‘禮下庶人’。程朱理學的興起，正好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翟屯建說。程頤、程顥認為“理即是禮”，提倡“視聽言動，非理不為”。朱熹把“理”推及人倫道德，人們應當“存天理，滅人欲”，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朱熹認為一個人不僅要在思想上認同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倫理道德，更應該在日常的生活中主動踐行。他專門編了一部《家禮》，對家族中冠、婚、喪、祭四項主要活動以及人們起居、言語、出行等日常生活細節，提出明確規定。

祠堂和族田是近代宗法制度的兩大主要特征，程頤在設想重建宗法制度時，曾把立家廟作為重要內容，朱熹則借助歷史上人們祭祀鄉賢名士的“祠堂”一詞，把家廟改稱祠堂，作為一個祭祀祖先、團聚族人的中心，規定了一整套禮儀規則。

為保證祭祀活動的延續和吸引族眾，他又提出設置族田作為物質基礎。惟有這樣，整個家族的秩序才會得到維護。徽州宗族制度對祠堂和族田最為重視，成為“禮下庶人”的民間基層組織形式，是“禮儀徽州”的社會基礎。

徽商是中國明清時期最杰出的商幫，在明中葉至清中葉的三百余年間，引領中國商業經濟潮流。徽商以儒家道德規范作為經商標準，以“誠信”為商德。《禮記·大學》稱：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其基本含義是指誠實無欺，講求信用。數千年來，誠信被中華民族視為自身的行為規范和道德修養，成為禮儀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商在經營活動中“以誠待人”，形成徽商的儒商特質。徽商懂得信譽是商業的靈魂，是無形資產，他們重承諾、講信用，恪守誠信不欺的商業道德，是財源不竭和經商長久取勝的成功之道，更是禮儀文化在經濟領域中的體現。

徽商奉行的儒商精神和取得的成就，體現了“禮儀徽州”在商業領域踐行和取得的巨大成功，經濟支撐也促進了徽州文化在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

徽州村落的形成同宗族禮制密切相關。徽州古村落空間布局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以墳墓為中心，一個是以祠堂為中心。以墳墓為中心的村落，往往由廬墓而形成。在祖先墓地旁建宅，逐漸發展而成村落。

孝道是禮教中的核心，后來經過程朱理學的闡釋，孝成了與天同理的存在。守孝三年，成為中國的禮治規矩和制度。徽州人遇到特別孝順的，索性在父母的墳邊造一幢房子，守著父母的墳墓過日子，這叫廬墓。

廬墓是中國禮儀文化及宗法制度的產物。歙縣昌溪便是由吳氏廬墓而成村落的，至今村中仍有一塊占地很大的“大桕園”，為昌溪吳氏始祖及后代各世祖的墳地， “大桕園”也就是昌溪村的發源地。祠堂是宗族舉行祭祖禮儀和進行各種活動的場所，以祠堂為中心的村落，體現的是一種宗族的榮耀和尊嚴，一種睦族的氛圍。

“禮儀徽州”的具體體現

宋代以后，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在朱熹影響下，徽州讀書之風盛行， “十家之村，不廢誦讀”，宋元以來被稱為“東南鄒魯”，重視教育成為風氣。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之下，徽州人的道德觀念大大提高，無論資質高低，成年后從事的職業如何，從小留下的儒家思想烙印影響他們的一生。首選為科舉入仕，成為廉吏能臣，為國效力；其次成為學者名儒，著書立說，教化世人；再其次經商，成為儒商大賈，以財濟世；最不濟成為名醫、名匠，造福社會。誠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就是“禮下庶人”后，儒家思想在徽州踐行的成效。

“徽州文化在禮儀方面的一些規定，體現了公序良俗，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一定的啟示。”翟屯建說，徽州人注重禮貌，凡是族規家訓，大多有端正儀容，禮貌待客的要求。

孝悌成為徽州人做人的基本準則，孝最基本的內涵是孝敬長輩，在徽州眾多的族規家訓中都有關于孝道的禮規，要求子女“孝敬長輩，事必躬親；涕唾痰涎，不可憎厭；長輩訶責，毋得分理”。自律成為徽州人的行為規范。

積善成為徽州人的追求。在徽州民間有“積功德”的說法，意即勸人做好事。黟縣西遞村履福堂的對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更是將“積善”的做人追求講到了極致。愛國成為徽州人的情懷。民國初年，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祁門縣金字牌鎮洪村村民組織“曙升文約”文會，在會場題聯“文在于斯，聯合商界學界紳界中人，結為上流社會；約之以禮，造成智育德育體育諸子，同作愛國新民”，成為民國初年來自最基層的自發愛國行為。

誠信成為徽州人的原則。徽州人的誠信最為鮮明、最為突出的體現者是徽商。徽商在經營活動中十分重視自己的信譽，以信接物，貨真價實，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市不二價。敬業成為徽州人前進的動力。

績溪縣同治《華陽舒氏統宗譜·庭訓》指出，恪盡職守，忘記私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敬業成為成事立業，光大門楣的具體表現。

中國傳統禮儀文化在由上層社會向民間基層滲透過程中，徽州成為“禮下庶人”的典范。無論在理論指導（程朱理學）、社會基礎（宗族社會）、經濟成就（徽商）、民眾教育和村落建筑格局上，禮儀文化都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禮貌、孝悌、自律、積善、愛國、誠信、敬業成為‘禮儀徽州’的行為標桿，體現了徽州文化特色，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翟屯建說。

嘉賓介紹

翟屯建 黃山市程朱理學研究會會長，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先后主持《黃山市志》（主編）、《徽州文化史（先秦至元代卷）》（主編）、 《徽商大典》（常務副主編）、《徽州文化大辭典》（副主編）等大型著作的編寫，著有《徽派篆刻》。 《徽州文化史（先秦至元代卷）》獲安徽省政府社會科學獎二等獎， 《黃山市志》獲安徽省地方志特等獎。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多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復印，其中四篇分別被翻譯成日、韓、英、法四種文字，在國外發表。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陶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