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訊 王茂蔭（1798~1865），字椿年，號子懷，安徽歙縣人。道光朝進士，先后任道光朝主事、員外郎等職；咸豐、同治朝陜西道監察御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職。其貨幣改革思想輾轉傳播到歐洲，馬克思將其寫進《資本論》，并成為該巨著中唯一被關注到的中國人。本期的安徽人文講壇，講席嘉賓和大家分享王茂蔭的故事。

主講嘉賓：曹天生

馬克思《資本論》中

唯一關注的中國人

“據不完全統計，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寫的各種摘錄、手稿、提綱、札記等達100多本。 其中他也搜集到了有關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的材料。于是，王茂蔭的名字就出現在這部光輝的著作里。”曹天生說。

王茂蔭是安徽歙縣杞梓里人，生于清嘉慶三年（1798），卒于同治二年（1965），享年67歲。王茂蔭在 1832~1858 年間充任京官期間，發生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1840~1842年，鴉片戰爭爆發，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851年，爆發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道光、咸豐年間，旱災、水災、蝗災等自然災害頻發，同時還有黃河決口等。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封建王朝的財政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同時出現。到咸豐三年（1853）六月，清廷前后已籌撥軍餉高達 2963 萬余兩。七月戶部奏報外銀庫“正項待支銀僅存二十二萬七千余兩”。在“內庫將竭”而“京餉難停”的 情 況 下 ，部 庫 已 至“山窮水盡”。

為應對當時的經濟困局，時任監察御史之職的王茂蔭于咸豐元年（1851）九月初二日上奏《條議鈔法折》，主張發行紙鈔以應對當時的經濟困難，但他提出發行鈔幣的前提應是“先求無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國”。因此，主張發行紙鈔必須是可以兌換的；不能將紙鈔發行作為搜刮人民財富的工具；必須有一個發行的最高限額，這個限額不能經常變動；紙鈔用紙與印工必須精致而持久；鈔幣不能由官府直接發行，主要須靠商家協助，因為人民不愿同官家接觸。

“王茂蔭的這個貨幣改革方案，第一次提出紙幣可兌換的思想；同時十分重視私商在發行鈔幣上的作用，不相信封建政治權利在流通領域的作用。”曹天生說。

王茂蔭的幣制改革方案即發行鈔幣，與清政府最高統治者的意圖是合拍的，但鈔幣怎么發行，發行多少則與之明顯相左。因而，當咸豐三年（1853）清政府決定發鈔和鑄造大錢時，就將王茂蔭擢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意圖讓王茂蔭負責發行鈔幣并推行通貨膨脹政策，以便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地積聚貨幣，解決清政府的急需。然而，當年開始實行的發鈔、鑄大錢措施，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民意沸騰，使本已十分困頓的經濟狀況更加危機深重。

“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王茂蔭針對因濫發鈔幣而發生的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上了《再議鈔法折》，這就是他的第二個貨幣改革方案，其指導思想是試圖說服清政府最高統治者按他的方案去制止已經發生的嚴重通貨膨脹。”曹天生介紹，方案主要內容一是擬令錢鈔可取錢；二是擬令銀票并可取銀；三是擬令各店鋪用鈔可以易銀；四是擬令店鋪出入均準搭鈔。

王茂蔭的第二個幣制改革方案設計似乎很全面，但本質是仿照商人發行銀行券而設計出來的。用王茂蔭自己的話來說，他之所以考慮采用兌現的辦法，是由于他認為“市行錢票與鈔無異，而商民便用者，以可取錢也”。很顯然，王茂蔭在這里是把“鈔”這種國家發行的紙幣與被人統稱之為“市行錢票”的由私人錢莊、銀號等發行的銀行券性質的票據等同了起來，他不了解“鈔幣”“市行錢票”二者的性質是不同的。鈔幣是由貨幣的流通手段的職能產生，是國家發行并強制流通的；而“市行錢票”實質上是發行錢票的商人對持票人的債務，商人發行錢票時要向持票人保證隨時可按持票人的要求以現金償還，所以兌現是一種償還債務行為。

王茂蔭提出第二個貨幣改革方案后的三月十二日，咸豐帝憤怒之下，下令撤銷了王茂蔭的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之職，調補兵部右侍郎，直到咸豐八年（1858），因病上《請開缺調理折》，奉旨允準。

王茂蔭上奏清最高統治者關于紙幣問題的奏折和被撤職的事件的情報，被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從清廷中搜集到，然后交于其下屬人員修士司祭葉夫拉姆皮譯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編入《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第三卷，該卷于1857年出版，1858 年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Ｆ·阿·梅克倫堡將《論著集刊》前三卷選譯出版了德文版，葉夫拉姆皮的文章也被德國學者卡爾·阿伯爾和Ｆ·阿·梅克倫堡譯成了德文，馬克思在研究到信用貨幣、紙幣問題時，就是根據德文該書了解到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的，從而使王茂蔭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唯一關注到的中國人。

敢于擔當克己奉公

他贏得生前身后名

王茂蔭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在經濟思想方面，其貨幣改革的思想被學術界認為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政治思想方面，他認為國家只有守信，民心才能“可固”，“國本恃信”；在人才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才、學、識、存心”的人才觀，認為民間有許多高才，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發現和起用；在軍事思想方面，他提出了反對外國侵略的密籌防備論、京師守備四策論、以陸戰待水站論、廣求武備人才論、和約不可改字論等一系列主張和觀點等。其他如在基層社會治理、人生修養等諸多方面，王茂蔭也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王茂蔭敢于直諫，敢于擔當。

王茂蔭在朝廷任職，無論身處何位，都能做到恪盡職守，敢于向最高層直抒己見。敢于“匡君”，敢于犯顏直諫，敢于毫不留情地指出最高統治者的過錯：即使在1858年辭職養病到復出期間，他也一直關注 國內外大事，堅持上奏折，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身在野，心在朝 。這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故時人稱他為官“直聲”。王茂蔭“其直聲清節，上自公卿，下至工賈隸圉，無智愚遐邇，嘖嘖皆贊其賢。”“言人之所不敢言，天下仰望其風采。”

在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方面，王茂蔭更是為時人和后人所稱道。史書稱他“性恬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載，恒獨處會館中，自奉儉約，粗布糲食，處之晏如。”他認為“我以書籍傳子孫，勝過良田百萬，我以德名留后人，勝過黃金萬鎰。自己不要什么，兩袖清風足矣。”他還告誡子孫“他日有入諫坦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于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鑒，可以望做好官。”王茂蔭去世后，最高統治者也贊揚他“志慮忠純，忠愛出于至性。”

19世紀中前期的王茂蔭成為走進《資本論》的唯一的中國人，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這件事說明 19 世紀中前期的中國正從封閉的狀態下開始“破殼”，世界開始向中國滲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解中國、研究中國，中國也開始了解世界、探索世界。“這件事的意義還在于，它是當時開始的中國向世界開放和世界向中國開放雙向流動中的一個重要導引，其時的中國開始真正踏進世界，中國思想界的理論光芒開始被世界最先進的思想家所關注。19世紀中前期觀照下的王茂蔭，應是中國在動蕩不安、孕育生機中代表思想界走向世界的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曹天生說。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陶娜/文 王從啟/圖

嘉賓介紹

曹天生 先后畢業于安徽師范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獲法學學士和法學博士學位。曾在軍隊服役 18 年，授大校軍官軍銜。現為安徽財經大學二級教

授，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重大文化工程省卷主編等。長期研究安徽地方歷史文化，先后在國內外出版學術專著25部，發表學術論文 300 多篇，獲軍隊和省部級獎勵多項。